30萬拾荒大軍調查報告
在北京，拾廢品者隨處可見，近年來不斷發展壯大成拾荒大軍。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員們日前專門就北京的拾荒者進行了調查，并撰寫了《拾荒大軍調查報告》，發現目前北京有30萬拾荒者，他們一年能從北京撿走30億。
生存狀況
混在北京就圖好干
人沒文化，技術活不會干，就撿垃圾省心，平均每年也能拿家來七八千塊錢，再有兩三年就可以蓋房了
●構成：拾荒者大都生活貧困
研究員們幾個月來走訪了上百個拾荒者，發現貧窮是前往北京拾荒的主要原因。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金汕說，河南是中國的農業大省，工業相對滯后，人口又是全國第一大省。地少人多，大部分地區人均土地只有一畝二分左右，因此大量人出來拾荒。
駐馬店的李福強在介紹他的撿拾經歷時說：“靠土里刨食，吃飽肚子問題解決了，可是老人有病、孩子上學怎么辦？將來孩子結婚蓋房子怎么辦？”“北京好混多了，這幾年平均每年也能拿家來七八千塊錢，再有兩三年就可以蓋房了。”來自駐馬店的龐中勤說，“我們農村地方窮，人沒文化，技術活不會干，就撿垃圾省心。”
●行規：破爛王等人送上門
同是拾荒者，也分檔次和等級。金汕研究員說，拾荒者中有人給自己這樣分類：“刨不如撿，撿不如運，運不如換，換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的算是最高檔次，他們通過多年努力加上頭腦靈活，已有相當實力，紛紛自辦廢品收購站，成為這個群體中的“破爛王”。而層次最低的是撿破爛的，走街串巷撿垃圾，一般平均收入約在五六百元到千元左右。如果關系戶多，能走進大單位不僅收購報紙、舊家具，還能打出招牌：“回收并出售舊家電；回收各種電料廢鋼材……”這樣的人一個月能收入兩三千。
●競爭：保潔員“近水樓臺”
除了四處撿拾的拾荒者，研究人員發現，在龐大的拾荒隊伍中，最近增加了不少住在小區內的保潔衛生員。金汕說，這些衛生員全是外地人，而且很少有未婚的年輕人。他們拖家帶口，發現在北京拾荒也能增加收入，弄好了可以使工資翻番，所以他們都用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策略。他們和小區保安溝通，不允許外人染指。有的保安甚至以安全為由，不允許收購廢品者進來，賣報紙等物品都要由他們經手。所以現在很多拾荒者抱怨，撿拾廢品的難度越來越大。
●收入：拾荒者收入減少一半
由于進北京拾荒的人越來越多，廢品資源畢竟有限，調查發現，在北京拾荒這個行業也是僧多粥少，不少拾荒者在抱怨收入越來越少。一名在北京拾荒已5年的安徽蕪湖人張翠壽說：“我初到北京的時候，月收入最多到過2000多元，但現在也就1000元左右，城里人也精明了，人家也知道賣，撿不到好東西了。”專家分析說，這不是好現象，因為拾荒者大多不愿意離開北京，一旦掙不到錢，生活難以為繼時，有一部分人就有可能鋌而走險。
面臨困境
充當廢品收購二傳手
實際上我們這些走街串巷收廢品的充當的是廢品收購的“二傳手”
付出辛苦只為掙差價
“少給城里人一點錢，城里人沒有什么，我們活得太難。”調查中，研究人員發現有相當部分廢品收購者用假秤等手段欺騙城里人。河南駐馬店的張玉福說，“實際上我們這些走街串巷收廢品的充當的是廢品收購的‘二傳手’，我們在你家門口的收購價略低于收購站的，因為你們也圖省事，少跑道。賣給我們后，再由我們送到收購站，我們付出點辛苦從中掙這個差價。前幾年根本沒有用假秤的，都是這些老頭老太太逼出來的。不知道你注意沒有？有些人賣廢品都要我們出收購站的價格，那我們掙什么？吃什么？后來逼得沒辦法，想出這么個辦法，只有在秤上找一找。這種秤的價錢比正常秤貴一倍多呢！”
為奪地盤占山為王
在拾荒人中，因為搶奪地盤發生聚眾械斗的事件時有發生。調查者發現，去年6月，在霜景花園小區就有欺壓拾荒者的現象：他們每天開一輛黑色帕薩特來，天天“巡查”，讓收廢品的根據地段和攤位大小收取1000元、1500元、2000元不等的管理費，每月能收入幾萬元。后來這個團伙被公安機關一舉搗毀。曾經有某處的十幾個垃圾桶也被兩個黑龍江人所“占領”，凡是行人扔的可撿之物均屬于他們所有。
另外，一些不法分子是撿破爛與偷盜一肩挑，收購與銷贓一條龍。他們進了建筑工地，偷掉了無數井蓋、電纜，他們與工地保安、工人秘密約定，干著收贓賣贓的違法活動。
行業管理
行業松散亟待規范
建議設立專門管理部門，負責拾荒者審查、登記、發證、監督、管理工作
記者通過采訪相關部門了解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廢舊物資回收原來是由供銷系統的回收處負責管理，它也承擔國家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及相應管理的職能，但由于體制改革的原因，這個部門已經不實施這個功能了。北京社科院劉怡華研究員建議，對于拾荒大軍應成立專門的管理部門。如今，拾荒大軍發展勢頭迅猛，這是多年前始料不及的，所以常規的管理方式已經明顯落后，現在對于回收行業的監管歸北京市商委，但是如此復雜的行業又不是一個部門能管理好的。這個行業本來就松散，現在沒有人負責拾荒者審查、登記、發證、監督、管理工作，缺少規章制度的約束，也就難免行業的混亂無序。
除此以外，專家同時也建議，治理拾荒大軍，也要做好廢舊物品分類，對于鐵路、油田、電信通信等公共設施加強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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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也加入“拾荒大軍”
研究者發現，除了外地人，近年來，北京人也加入了“拾荒大軍”。
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和貧困人口的出現，北京人也有參加“拾荒大軍”行列的。他們丟掉了“面子不好看”的思想負擔，堂而皇之地參加拾荒。此外，還有一些衣食基本無憂的北京人也打起拾荒的念頭，他們的目的和外地人是有差異的。我們在調查中遇到過一位姓李的豐臺區退休老工人，他每月有1100元的退休金，今年64歲，看上去身體很結實。他自稱是“自由撿拾者”。他說，“我退休后就發現外地人在北京撿廢品的越來越多，再一細問才知道，一個婦女每月都撿千八百的。我的身體還可以就想試試，可是剛和家人一說就炸鍋了，老伴、兒子、兒媳婦全反對。后來我就想了個轍：偷著干！每天吃過早飯騎自行車走人，到朝陽區、宣武區和東城區，怕家人看見。可有一招，我只撿礦泉水瓶子，不撿其他的。我還到一些飯館，發現吃飯的人都不要酒瓶和飲料瓶，我穿的干凈，又是京腔京調，所以老板和顧客都給我面子。每年3月開始到10月末，天冷了就不干了。你們可別小瞧了，每天我都能賣個十幾塊錢，3年來，我的小金庫也有個萬八千塊的，將來出國旅游去……”
媒體視點
拾荒背后的利益和規則
通過撿垃圾，一個四川農民在15年的時間里，從衣食無著，變成了百萬富翁。而且，京城“垃圾大王”杜茂洲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公司的老板，讓垃圾回收變成了一個產業。
在“垃圾大王”杜氏兄弟背后還有一個“智囊”，這個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王惟平是垃圾對策專家，1996年，王惟平開始利用雙休日跟隨杜氏兄弟撿垃圾。9個月后，他在自己調查分析報告上寫道：“從專業分工角度，有3.1萬人是蹬三輪車沿街收購廢品的，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為1.5萬元；從賓館飯店收泔水和商場收廢品的人約為2萬人，人均年收入1.2萬元；蹲守垃圾樓(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樓)或扒居民樓垃圾道撿垃圾的人約2.1萬人，人均年收入也在1萬元以上；散布在城鄉結合部，從事廢品市場交易的人約1萬人。” 他調查報告最終的結論是：“拾荒大軍是垃圾資源化、減量化理論可信可行可推廣的實踐者。”
1999年初，他指導京城“垃圾大王”的杜氏兄弟成立公司，理由是“既然干著第四產業，就得正規化，消滅游擊隊，群龍有首才便于管理”。“北京一年產生的垃圾大約是400多萬噸，堆起來相當于兩座景山。他們的功績在哪兒？因為垃圾是要付出代價的，收運、轉移和處理1噸垃圾，要花掉財政150多塊錢。” 那么，按這個推算，北京市一年要為處理垃圾花去7個億左右，這還不包括如買垃圾車、修建垃圾廠、油錢、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資。
這就是王惟平關于在利益方面的考慮。他認為，在杜茂洲等人的帶領下，每年可以減少逾150萬噸的垃圾量與政府對垃圾處理2.1億多元的費用支出。同時，還能節約資源，解決就業。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與“拾荒族”之間形成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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