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朋友，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分行行長，他這樣給我算賬：國家倡導鼓勵中小企業，但是就像皇帝的新裝一樣，大家都知道中小企業的生存風險本來就很大。民間能進入的領域，大多是產能過剩了，不賺錢了。一個行業，如果有持續的高利潤，一定是政府限制，用行政保護阻止民營企業的進入。國企賺錢民企不賺錢，你說銀行應該把錢貸給誰？
政府要求各家銀行要重視中小企業貸款，于是各個銀行都成立起了中小企業信貸部，但是銀行也是商業機構，也要講投入產出與風險規避。給國企一筆貸款，可以是幾個億的信貸額度，能賺到很多。給中小企業貸款，幾十萬元一筆地這樣做，風險既大，產出也小，商業利益趨動下，銀行肯定要傍大客戶。再說，如果把錢貸給國有企業成了壞賬，因為企業是國家的，那是工作失誤；而貸給民營企業成了壞賬，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
除了來自融資上的優勢，國企還有許多隱性收益。比如，有些時候國有企業賺到了錢，但其實是政府直接把項目給他做。如果是民營企業來做，可能成本更低，更能賺錢。國企的利潤里潛藏了大量的機會成本，比如優惠的土地、資源等。而對于民營企業，如果想得到，要花很大的代價。
宏觀調控之后，我們看到的不再是百花齊放，萬木競長，而是唯有根紅苗正者得陽光雨露，是大樹遮天，寸草難生。央企無限膨脹，像一大群碩大無比的恐龍。剩下一些為上市而去的高科技和“偽高科技”公司，以及茅臺、洋河、洗浴中心之類專供政府消費的異類企業。民企被逼到那些國企所陌生的蠻荒之地去試錯，去滾雷。
其實，眾多中小企業死掉的話，整個生態鏈會被嚴重破壞了，國企的危險也來了。最簡單的，他們將獨自面對市場的風險，轉嫁成本的對象與成長的來源也沒有了。
人人都愛“體制內”
在過去，我們的企業家都讓人羨慕，是先富起來的人，是大眾偶像與青年導師。現在的企業家們卻變得越來越幽怨。杜雙華幽怨，任志強幽怨，馬云也幽怨。企業家精神萎靡，是因為“體制內”的強勢。
人人都說體制內好，央企的董事長、CEO的年薪不斷創出新高；人人都說體制內好，中石油的天價酒單讓人浮想聯翩；人人都說體制內好，機關食堂的特供伙食竟然可以在食品憂患的淤泥中獨善其身。
發達的國家，總是通過制度引導最優秀的人去做企業家，因為企業家是偉大的，聚焦資源，點石成金，創造財富。過去我們有幸出現這種局面。改革之初雖然是由一些走投無路的人帶頭創業。但之后，便有了海歸有了官員與教授的下海，優秀的人正在被吸引到創業的浪潮中去，甚至有了“沒出息的才當公務員“的說法。
以前的國企，往往意味著虧損，意味著下崗。各個城市都在爭相招商引資，鼓勵各地的民營資本來做企業。
歷史總在輪回，現在卻是民營企業都在想著傍央企，傍政府。王石說得明白，對于中國市場來說，和大型國有企業合作是進行資源整合的重要方式，所謂合作，對于許多民營企業更是依附與歸降。有的民企老板甚至說，希望被并購被重組，“哪怕成為央企的雇員也行”。
我們也看到社會中的青年才俊紛紛涌向政府部門，社會精英回避價值創造，而向往財富的再分配，從財富的重新分配中獲取自己的利益，社會將趨向寄生和停滯，經濟將失去活力。
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直屬機構招收公務員，在通過資格審查的135萬人中，報考國稅系統的40多萬，報考海關30多萬，兩大系統占報考總人數70%，而鐵路、公安、氣象系統是人氣慘淡。經濟學家許小年得出這樣的結論，青年才俊不僅向往價值再分配部門，也就是政府機關，而且已經準備好了，準備用腐敗等違法手段實現自己的目標。同樣是安全、穩定和受人尊重的公務員位置，為什么會出現報考的冷熱不均？很顯然，人們對這些部門的偏好是由尋租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當然，這里有一點信息不對稱，鐵路、公安、氣象系統報考的人少，可能是因為還不大清楚那里的尋租潛力有多大。這么多人涌向了國稅和海關部門，表明我們的青年才俊們不僅希望通過社會財富再分配來獲取自己的利益，而且準備以違法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以違法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令民眾質疑政府立法和執法公正性，動搖他們對于社會公平的信心。
信市場，信民間
網上熱傳著一條關于國家、國企和民企“互動”的微博：1.最早，國企沒錢，國家也沒錢。于是，讓大批國企倒閉，人員下崗、下海；2.下崗和下海的人，辦起了民營企業，振興了經濟，上繳了巨額稅收。國家拿錢大量補貼國企；3.國企有錢了，倒過頭來把那些民企收購或擠垮；4.大量的企業家再次創業，再次繳稅，再次等待被擠垮。
我們不能假宏觀調控、產業升級之名，輕易地就拋棄中國制造賴以成名所謂的低端制造業。中國的中小企業承擔了我們80%的就業。中國還處于一個轉型時期，城鎮化過程中還有大量農民要離鄉背井，他們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基金經理，不是IT工程師，而往往還是在流水線里做一名工人。我們還會有2~3億名農民進城。
我們在東南部形成的制造業，經過了十幾年積淀，才形成鏈條，不管升級還是內遷，都不能說先抹掉再重來。沒有了基礎，我們依然進化不了更高端的產業。產業升級不是引刀自宮之后再練神功。
中歐商學院的黃明教授認為，中國最稀缺的一個是有長久打算，有產業升級志向的企業，更稀缺的是理解與支持民營企業的政府。只有兩種稀缺資源對接，才可能產生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
“民營企業需要非常明智的、非常理解企業的地方政府來保護。政府要不保護它，總能找出它一點毛病把它給滅了。在中國法律框架不清晰，法律解釋權完全拿在政府手上時，企業需要理解和保護。”
其實，有一個東西已經是共識，過去中國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是自上而下都開始相信與敬畏“看不見的手”，也是政府把企業家們請回經濟生活中來的結果。我們不能推倒這個共識。
過去的經歷也告訴我們，在經濟持續發展得好的時候，政府就會強勢，就會躍躍欲試地要與那只“看不見的手”扳扳手腕，抑制民營企業。
而當經濟發展開始艱難時，政府就被逼反思，被逼讓步，會把一些壟斷的行業打開。
為什么我們不能主動改變？讓民營企業像《讓子彈飛》里邊的張麻子說的那樣，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
許多民營企業家，現在需要的是安全感，現在他們害怕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的不確定性，不敢長線布局，不敢投入錢搞一些見效慢的研發等，賺到的錢要么挪到海外，要么用來投機。
現在，我們的政府的力量太大了，限制競爭、行政壟斷、產業補貼、限價、限購……無所不能。一場足球比賽，好裁判哨聲少，全力維護比賽的流暢進行，賽場的真正主角是比賽雙方，勝負的結果是因為球隊的實力與發揮決定。壞裁判是不斷掏牌，不斷以爭議判罰影響比賽進程的。最壞的裁判則是和比賽的某一方是一個體系的！政府在調控管理市場中要做好裁判，那么我們的民營企業才會重新煥發活力。
信市場，管住政府那一只按捺不住的手，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信民間，只要有相對寬松的環境，民間自有源頭活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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