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千萬富翁還是赤手空拳的窮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冊處繳納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證，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開張；賺來的錢，大部分可以放進自己口袋里，因為除了16.5%的利得稅外，這里再沒有任何眼花繚亂的稅種。不擅應酬？這也并無大礙，與政府官員交往過密，反倒可能引來麻煩。
這就是香港的經商環境——對那些躊躇滿志的創業者來說，堪稱一種享受。
香港在全球范圍內都被視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依據國際商會公布的“市場開放指數”排名，這里被譽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
連續十幾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后，香港獲得評選發起者美國傳統基金會這樣的評價：一個沒有貿易障礙的免稅港，政府在經濟方面干預很少，金融與銀行業限制很少，薪酬與價格干預很少，產權觀念牢固，維持低程度的規管，非常規市場活動很少，一個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
“積極不干預”，正是幾十年來這座城市一以貫之的經濟理念。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時期的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最早提出了這一口號。英國權威雜志《經濟學人》曾這樣描述當時的香港：“一個在香港開店的商人會發現這里的稅負低……有一個放下架子鼓勵他盡其所能賺錢的政府。他會幸運地發現這里沒有政治。”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驚呼，這里的官員“沒有花他人的錢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將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視為“良好經濟政策的持久樣板”。
但香港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經濟領域推行“積極不干預”的同時，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則在公共服務領域下了大力氣，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體系，并推動了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
時至今日，這種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仍然隨處可見。
一些時候，政府會躲在市場后面。香港企業平均每年只需要繳納3次稅款，處理稅務的平均時間只有80個小時，遠遠低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215個小時；無論是本地資本還是外來資本，均可平等進入各個行業進行投資而無需獲得政府批準；香港商界的行業協會往往是民間發起成立，沒有任何政府撥款。
另一些時候，政府則會擋在企業前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香港特區政府專門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1000億港元的政府擔保計劃。計劃的核心是，如果銀行借款給中小企業出現壞賬，特區政府愿意承擔80%的虧損。最終，許多中小企業因政府擔保拿到了銀行貸款，順利渡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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