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煤炭投資的不斷升溫，同時山西省也出臺了許多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煤炭小企業的政策。溫州資本又源源不斷地流向山西，進入煤礦。據介紹，2005年到2006年兩年間，僅平陽縣水頭鎮進入山西投資煤炭的資金就在300億元以上，在山西估計有500多座溫州人投資的小煤礦，總投資在500億元以上。黃益銚正是在這個時期投資近5億元，在寧武縣收購了3座核定年產15萬噸的小煤礦。這樣算起來，溫商有兩代人在山西投資煤炭。
黃益銚投資寧武縣煤礦后，花了一年多時間辦理相關開采證件。去年三四月份，證件辦齊全了，原本想可以放開手腳大干一番，可是在奧運會前，山西所有小煤礦臨時性停止開采，結果一停到了現在要被并購。前后三座總投資5億元的煤礦僅僅開采了3個月。
最大風險來自
政府頻繁的政策變化
2004年前后，溫州資本在山西煤炭行業的投資如火如荼，聲名鵲起，并被冠以“炒煤團”，備受輿論關注。
據在寧武縣投資的溫州煤老板介紹，在煤礦投資最輝煌時期，許多煤老板可以說每天都沉浸在數錢的喜悅中，那錢都不知道是怎么賺過來的。隨著工業發展和一座座煤電企業的建成，作為緊俏貨的煤炭一直不愁賣，經常是煤炭還在礦井里，錢都已經到賬了。這些情景讓許多溫州人沖動不已，總想找機會投資煤礦，現在終于成功投資煤礦了，也體會到了投資煤礦的巨大風險了。
投資山西煤礦最大的風險就來自政府頻繁的政策變化。在山西省出臺《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后，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通過認真的調查，給山西省政府遞交了一份《關于在兼并重組活動中切實維護浙商煤礦企業合法權益的緊急報告》，《報告》中說，近來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總是投入巨資給自己的煤礦配置了各種生產設備和安全措施，使煤礦的生產能力、安全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從而有力地促進了山西省煤炭行業的發展，但是不少煤礦在剛完成基礎建設，準備開工時，卻不斷遇到地方政府的停產令——最常見的是政策變動，地方政策每年都要發文件，要求提高煤礦門檻，包括提高單井規模、提高煤礦產能、提高安全水平等，而這些政策往往是前一次的建設還沒有完成，又要按新的政策去投資建設礦井。加上幾年來，山西只要有礦難發生，所有煤礦就必須停產檢查，而一旦停下來，何時復工就遙遙無期”。這就是風險，而且這風險是不能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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