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盡管猶太人只占了前蘇聯人口的2%，但是，“30%的醫生、20%的工程師……都是猶太人。”
當前蘇聯的閘門在1990年打開的時候，以色列才開始對這些人才資源的特性有所了解。
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球科技熱潮升溫，以色列的私營科技公司急切地需要工程師。現在，當你走進一家以色列的科技公司或者大型研發中心的時候，很可能會聽到工人們在用俄語進行交流。而正是這波移民影響了整個以色列的科技領域。
風險投資家艾瑞•馬格利特認為，前蘇聯移民帶來的東西，在許多有活力的經濟體中都會存在。談及以色列的科技繁榮，馬格利特說：“我也問過自己，為什么會在這里發生？”當時我們正坐在耶路撒冷一家時髦的餐廳，它的老板就是正在和我們談話的這位，旁邊是一處綜合設施，入住的是他的風投公司和一系列初創企業。
很大程度上與移民社會有關。在法國，如果你來自一個非常穩定的家庭，在一家穩定的制藥公司上班，你還擁有寬敞的辦公室和各種特權，有自己的秘書，你還會奮斗、還會離開、冒著風險去創造某些新的事物嗎？你不會，你太舒服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移民，初到一個新的地方，你很貧窮。” 馬格利特接著說，“或許你曾經很富有，你的財產被剝奪了，然后你有了動力，你不會去關注自己將會失去什么，你會更在意能贏得什么。這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態度，所有人都是這樣。”
吉第•格林斯坦是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顧問，同時也是比爾•克林頓和亞西爾•阿拉法特2000年戴維營談判的參與成員之一。他現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讓以色列在2020年之前成為世界上排名前15的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他和馬格利特有同樣的觀點：“向前追溯一代或者兩代人，我們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隨時可以收拾好行囊然后上路。移民是不排斥重新開始的，準確地說，他們是愛好冒險的人。一個移民國家就是一個企業家的國家。”
導彈和巴菲特
貝特謝梅什是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市之間的一個住宅區，我們坐在喬恩•米德維在此地的辦公室里討論在以色列投資的風險性。他從演示文稿中找出其中一張——他在扮演非正式的經濟大使時常常要作關于“以色列芯片”的演示。
“看看這張圖。”他對我們說。
“你們看到了什么？”米德維問道。這幅圖的X軸表示2002~2004年這個時間段，但是Y軸沒有說明，有一條直線向斜上方延伸，一直到了圖的右上角。可是因為Y軸沒有對應的說明，所以看起來這有點像腦筋急轉彎。
“嗯，某個方面在2002~2004年處于增長狀態，但是Y軸并沒告訴我們‘某個方面’是什么。”我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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