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年底算起，經濟日益走向開放的三十余年間，中國形成了“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對比。在中國特色的語境下，蘇州模式曾經被認為是集體經濟與“大政府小社會”的產物，溫州模式則被認為民營資本與“小政府大社會”的產物。在哈耶克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的自生自發秩序價值觀看來，溫州模式顯然比蘇南模式具有更為接近某種普遍價值的意義，因而溫州模式曾經被無數愛好市場經濟與開放社會的觀察家和評論者所津津樂道。
與此相符的對溫州人的極高的褒揚也日益流行起來。溫州人被稱為“東方猶太人”。頗多以溫州人為致富樣板的管理、勵志類書籍被熱賣。有社會學家（例如香港的曹南來博士）指出，溫州人在價值觀上有很重的“我想要獲得”及“我值得擁有”的思想。溫州有不少企業家為主體的團契、地緣共同體和血緣共同體，根據筆者在溫州考察中的分析，溫州人利用這些平臺所提供的信任為投資和投機的基礎，從而取得商業和價值觀上的“雙豐收”。換言之，溫州人“成功”地將各種信任與價值觀都當成了投資與各種投機的工具。
可以說，作為中國的東南沿海族群，溫州人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溫州人生意的確做得很大，這與溫州人的幾個特點有關：首先，中國長期以來并非是一個全面控制的國家。當人們忙于辦廠開公司，地方官員可以不用直接把手伸入他人腰包而獲得財富，于是民營資本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而免于政府的局部控制。其次，溫州人的確膽子大，非常勇敢，也可以說勤勞。舉例而言，當溫州人把商業做到西方國家的時候，他們可以不顧那里的傳統生活方式，門面可以從早晨7點開到半夜，直到通宵，也可以在西方人用來聚會和休息的禮拜天營業。在溫州人經營的“血汗工廠”里，溫州老板經常上班12個小時，好暗示員工也要辛勤工作。
倘若承認溫州人善于經商、投資和投機這個事實，溫州人的確就是中國的“猶太人”。然而，溫州人只能是中國的猶太人，不是真實的猶太人。猶太人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所作的貢獻，是溫州人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比擬的。且不說新約圣經的作者之一保羅是猶太人，在后來的發展中，猶太人產生了一些經典意義上的大思想家，例如19世紀就產生了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德、社會學家韋伯、哲學家馬克思。溫州人迄今未曾產生一個這樣的經典人物。的確，這是中國普遍的困境。至少，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溫州人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
實際上，由于家園的失去，猶太人在幾千年中長期流離失所。靠著自己對律法的固執，以及固執之后在背叛這種傳統價值中所呈現出來的標新立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有缺乏原則的一面），猶太人在商業上、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商業和經濟上的這種成功，在一個轉型成功的國家，例如今天的美國，的確能為猶太人的標新立異和繼續成功創造堅強的保障。在一個轉型失敗的國家，這種暫時的成功，卻難免給猶太人帶來巨大的災難。在一些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例如法國和德國，就曾經經歷長期的“排猶運動”。二戰后，猶太人痛定思痛，通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建設了一個以色列國，才稍微扭轉了這種局面。這個新興國家擅長競爭，甚至在全球范圍內追殺納粹黨徒。雖然1970年代美國政府曾經支持這樣的“法外殺人”，然而，就核心價值觀而言，這在盎格魯撒克遜文明那里是很難被認同的事情。頗有意思的是，今天猶太人所享受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卻是西方社會給他們提供的。相反，在猶太人自己的“加沙困境”中，真實的沖突并沒有實質上解決，這是他們永遠的痛。
這就是說，作為共同體精神的塑造，成為“中國的猶太人”，乃至于這樣的被肯定，并不是溫州人的幸福所在，很有可能是對溫州人、也是對中國人的一種捧殺。真實的猶太人的確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也有很多在普遍正義看來不可接受的問題。這些問題是藏之于希伯來文明的歷史習俗之中的。因為是一種生活的樣式，所以猶太人只能依賴西方體系的蔭庇創造自己的幸福。然而，靠西方體系所維系的，一旦這個體系走向暫時的挫折，猶太人的個人奮斗也就走向了盡頭。從溫州模式的發展路徑來看，頗有這種能夠同病相憐的際遇。
這意味著，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域共同體，溫州人應該反思自身為何成不了西方的猶太人。甚至這樣的反思也仍然不夠，如果視叢林法則和功利主義為生存依據，成為“西方的猶太人”，溫州人又能怎么樣？道理很簡單，溫州的語境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中國模式，以及溫州人對中國模式的這種溫州式利用。例如，土地財政帶來的房地產業的巨大發展，刺激了房價的非理性增長，從而催化了溫州人財富的極度膨脹。膨脹之下，溫州人的心靈秩序和外在的政治社會結構秩序一點都沒有改變，于是，該來的災難仍然會到來，流離失所的人繼續流離失所。
類似分析，其實指向了一個關系到人類幸福保障的核心性話題的情境追問：為何溫州危機正在埋下伏筆的時候，溫州人沒有提前預警；為什么做了這樣的預警，那些不是溫州人的中國人以及地方政府沒有制約他們、平衡他們，從而保護溫州人。正如西方很多學者一直批評猶太人正在摧毀他們文明的根基，于是號召西方人珍惜自己的文明，保衛自己的文明，也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更加包容了猶太人的辛勤勞動和標新立異，從而有一天猶太人可以超然地反思并得出結論：原來美國普通民眾對華爾街的欲望的這種反對，乃是對華爾街的保護？
對中國人的市場經濟建設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各種挑戰的命題。例如，在中國特色的語境下，蘇南模式的一些優秀之處如何被浙江人接受并成功學習，在另一方面繼續發揚浙江“藏富于民”的“小政府大社會”優勢，并且能夠克服猶太人在西方文明挫敗時期所難免遭遇的那種苦與痛？在中國自由市場建設走了30多年的今天，這種思考必須被提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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