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特點，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產權制度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要么是這種權宜之計所造成的后果。民營企業家經常不得不將他們的企業登記為集體制（被稱為“紅帽子”），以獲得專屬于國家控股企業的市場和金融資源；為了避免制度風險，民營企業必須多元化發展；盡管中國的金融資源很豐富，但由于民營企業得不到支持，因此它們不得不依賴內部融資；由于無法獲得上市名額，家族所有制就成了解決委托和代理難題的少數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業環境阻礙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到2010年,中國大陸企業進入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名單的數量為44家，但其中除沙鋼和華為外，其余均為央企。而印度企業的情況卻是，2010年印度企業只有8家進入500強，在總體規模上雖然落后于中國，卻包括三家民營企業—塔塔鋼鐵、塔塔汽車和信誠工業，而且印度上榜民企年銷售收入也高于中國民企。
當然，塔塔集團的歷史要長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時期。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歷史不長，但是卻在不斷發展的企業，例如Infosys公司。
或許有人會認為，由于塔塔集團是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經營單一業務的中國民營企業規模更大。但是，如果說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在發展中國家更有理由發展壯大的話，那么我們應該深思的是：為什么中國的民營企業未能發展成這種模式？
中印之間的這種差異值得深思，因為從大環境上來說，中國比印度有更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印度的兩倍多；由于政策的支持，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硬環境”更優越。
成長的秘密
衡量改革成效的一個關鍵指標，是私有經濟部門的蓬勃發展。從這個指標來看，中國目前遠遠落后。
在最近幾年中，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并且鼓勵民營企業兼并收購小型國有企業。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數年份里，中國民營經濟部門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被質疑，而且被困擾于嚴厲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視。結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潛力，民營企業這種最具有企業家驅動和市場驅動特征的企業形式，在發展程度上卻遠遠落后。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對跨國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中國自己卻缺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雖然少數一些企業，如海爾、華為和聯想，近年來走向了CYE世界商業舞臺，但這類企業非常少。另外，這些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并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業卻沒有一家成功。
改革滯后的另一個表現是，外國投資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礙在過去的20年中都消除了(中國為了兌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這些障礙還會進一步消除)，而國內投資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資障礙。政府的各級官員都熱衷于會見外國投資者，國內私人投資者卻仍然會遇到法律和金融體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護主義近年來雖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國內資本的流動。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夠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僅僅追求外資的增長，國內經濟發展效率就會取得實質性進步。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只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長期來看，一個良好的國內商品和資本市場應該比國外市場更重要。
目前，在很多方面，印度還無法與中國相比，但有一個例外：印度對自己的民營企業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歧視。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經有幾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級企業：在軟件領域，Infosys公司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提供低成本但質量很高的產品和服務；在醫藥和生物技術領域，Cipla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和Biocon公司的某些產品可以直接對抗跨國企業，并且已經開始逐步贏得這場激烈的競爭。
印度的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根據里昂證券的一項關于新興市場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個被調查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
另外，盡管印度的增長率只有中國的80%，但印度是在儲蓄率只有大約中國的一半和外商直接投資不足中國1/10的情況下達到這一增速的。這表明，印度對資本的使用更加有效。
中國的問題并不在于直接投資不夠多，而在于政策制定者并沒有解決體制的內在扭曲，民營企業快速成長的良好環境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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