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環境相當惡劣
應當承認，在當下的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環境是相當惡劣的。我們還沒有一個能夠讓企業家自由發揮其才能的制度條件和法律環境，相反，卻存在著種種扼殺企業才能的規章制度和社會勢力。
首先，我們缺乏一整套保護私人財產權的制度安排。自從土改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到后來的所謂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公社化，我們都在公開地大張旗鼓地侵犯私人產權，直到現在，仍然將此美化為一項偉大的政績。因而，在我國財產權仍然不是一項基本的制度安排，而是一個政策變量，政府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借口，包括實施產業政策、保護環境等隨意改變。很多官員憑借手中權力，冠面堂皇而又明目張膽地侵犯私人產權，更是累見不鮮。顧雛軍等民營企業家的財產被掠奪、被侵吞、被瓜分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次，我們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侵犯私人產權的工具。應當肯定，保護人權和私人財產權入憲是一大進步，但是，很多具體法律法規規章條例仍在明顯違憲，又有誰在真正尊重和實施憲法，難道以經濟案件治人死罪不是剝奪人權？難道取締小產權房，不允許農民建設和出售、不準城里人去農村買房建房不是違憲？至于權大于法，選擇性執法更司空見慣，成為很多侵權事件的直接原因。難道顧雛軍案不是佛山中院和廣東高院的法官聽命于黨政官員判案的結果？如果說個別案件出現錯判在所難免，如此大規模的、不斷出現的冤假錯案，難道不是制度的原因？
再次，政府和官員的權力不受約束成為侵權案件高發的重要原因。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中國的現實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各級政府不僅控制了大量資源，而且成為經濟發展和經濟決策的主角，企業家不過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哪個企業家膽敢喧賓奪主，必然會落得粉身碎骨。地方政府已經企業化了，實際上成為一個大的投資型企業，借助融資平臺進行資本動作，且組織得像一般性公司，政府官員的行為更像企業老總。
在地區競爭中，民營企業不僅是競爭的工具，也是競爭砧板上的魚肉，地方政府既可以向中央轉嫁負擔，也可與民爭利，甚至可以隨意向企業索需。顧雛軍案正是一些官員向其索需而不得進而惱羞成怒的結果。對官員的行為只有來自紀律檢察部門的監督和約束，而無社會和法律的制衡，大量的貪贓枉法、胡作非為也就無法遏止。
中國企業家遭遇的問題是制度問題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官員整治企業家易如反掌。從近幾年來發生的案件來看，整治企業家的主要罪名有：一是非法經營罪；二是注冊資本不實罪；三是抽逃資本罪；四是非法集資罪；五是金融詐騙罪六是欺行霸市之類的黑社會行為罪。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和法律管轄下，企業家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正常經營活動，往往采取一系列適應性行為，因而，其行為也發生了很大的扭曲和變形，其效果也頗有戲劇性。據此，可以將中國的企業家分為以下四類：
一部分人開始時靠自己打拼，賺得第一桶金，成為一個企業家。一旦企業做大，感受到各種行為限制和安全威脅，于是選擇了投靠政府和官員，尋求保護，而且投靠的官員地位越來越高，甚至官商勾結。有的請官員做自己的股東，有的向官員送干股，有的替官員支付各種開銷，有的通過各種途徑給官員好處，幫官員做自己不能做的事，同時也通過官員尋租，獲得各種短缺資源、各種批文、各種壟斷市場的機會和權力。其中少數甚至借助官員權勢，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橫行鄉里，互相傾軋，胡作非為，無法無天。官員在位時，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令人側目，一旦官員倒臺，他們也就走到了盡頭，他們的企業也就到了清算的時候。這種情況不僅今天如此，歷史上也不乏其例。
一部分企業家深知中國的體制現狀和經營環境，他們很不滿意，但無力改變；對于一些官員的非法侵權和謀利行為，他們恨之入骨，又得笑臉相迎，不能與之對抗，且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適當滿足。他們不僅不敢得罪政府和官員，而且還要與政府和官員搞好關系。一方面千方百計地進入體制內，戴一頂紅帽子，弄個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當當，或者在企業內建立黨的組織，借以尋求政治上的保護和經濟上的好處，另一方面，也以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為由，為政府和官員的一些活動提供捐助，借以博得官方的理解和支持。總之，他們一方面在市場上打拼，一方面在官場上經營，以便保護自己企業的運營和財產的安全。這些企業家也許能夠做大企業，表面上很風光，其實，內心也很苦悶。“在商言商”也是迫不得已和無奈之舉。
一部分企業家對中國的體制狀況和社會環境了解不夠，認識不透，以為靠著自己的知識和才能，能夠做出一番事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不懂得與政府搞好關系，也不愿給官員好處。一旦企業做大，不僅同行中有人覬覦，也會被一些官員盯上，再加上企業經營中總會出現一些問題，如創業初期的所謂“原罪”——某些不當避稅，甚至偷稅漏稅行為。官員要整倒這些企業易如反掌。這些企業家也往往會遭殃。
一部分企業家已經完全認識了中國的問題，決心為改變現狀而努力。他們深知這樣做的困難和風險，既然已經下定決心，破釜沉舟，就要安排好子女和家人，甚至安排好身后的一切。這是一些制度企業家。筆者佩服和敬重這些企業家，建議他們在行動時注意策略。
有鑒于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環境，這些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行為，就是沒有信心，沒有安全感，對未來的預期看淡，因而千方百計地把資產放到國外，把家人送到國外，很多人也都持有外國護照，甚至綠卡。一旦有事，拍屁股走人。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中國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我們的官員素質都還不錯，其文化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很大一部分還是學士、碩士，甚至博士，不少人還留學國外。而我們的制度是政府一家獨大，權力不受約束，吏治失范。因此，要真正解決問題，非得從根上治理不可。因此，借助于顧雛軍案，我們提出五點建議。
一是公開審理顧雛軍案；二是對顧案涉案不法官員，公開追究其法律責任；三是對顧案知法違法法官，公開追究其法律責任；四是修改刑法，廢除非法經營、非法集資等不當罪名；五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整倒判刑的企業家案件，重新復查審理。
由此整頓吏治，推動司法獨立。
2014－03－08，于北京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 張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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