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時，我離開了印第安納州，開著1977年生產的菲亞特（Fiat）X19型號轎車，行駛在前往達拉斯的路上。這轎車的底板有一個洞。我每開60英里就需要給它加一次油。
我之所以選擇去達拉斯是因為我大學里的一些好兄弟的建議，他們說那里氣候好，工作機會多，還有很多美女。就算我沒有聽到前兩個理由，第三個理由我肯定是聽到了的。
但是讓我先說說之前的經歷。
我已經在印第安納州待了幾個月，供職于一家名為Tronics 2000的公司。在此之前，我生活在家鄉匹茲堡。1980年，22歲的我從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畢業之后，加入了位于匹茲堡的梅隆銀行（Mellon Bank）。
那時，許多小型的地方銀行仍舊在紙上辦公。梅隆銀行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幫助這些依靠紙上辦公的地方銀行改換為電腦化辦公。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在梅隆銀行，我的同事都是那種有一份工作可干就心滿意足了的。而我想更富有開創精神并且凡事都更加積極主動。我曾向CEO呈遞過報告。有一次還把一篇敘述公司如何通過預扣社會保障費用來節省開支的雜志報道剪下并寄給他，而他給我回了一封感謝信。
我后來又開始創建了一個“菜鳥俱樂部”，邀請高級主管和像我一樣只有20多歲的年輕雇員們共同參與“歡樂時光”（方便在職人士下班后消遣的酒吧優惠時段——譯注）聚會，聊聊天，分享經驗。此后，我又更進一步，開始撰寫通訊郵件，向大家報告當前項目的最新進展。我試著在報告中注入一些幽默元素，以為上司會因為我的這些舉動而對我喜愛有加。
然而，有一天，我的老板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把我訓了個狗血淋頭。他對我吼道：“你***以為你是誰！”我告訴他我只是在試圖幫助梅隆賺更多的錢。他告訴我我永遠不可以僭越于他，否則他就滅了我。那時我就知道，是時候走人了。就這樣，我回到印第安納，然后又踏上了去往達拉斯的路。
結果證明，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與上司陷入此種爭端。
在達拉斯，我搬進一套狹小的公寓，與另外五名好友同住。那個地方名字就叫“村子”（The Village），當時是全美最大的綜合性公寓樓，住著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我是最后一個搬進這套公寓的，里面只有三間臥室和三張床，我睡在地板上。我沒有衣櫥也沒有柜子，只能把我的衣服堆在角落里。公寓里本來就已經亂得像一個垃圾場了，而我們卻把它弄得更加雜亂不堪。
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有錢，但是我們卻度過了一些狂野的時光。我們為了省錢而在公寓里辦派對。當我們出門時，我們約定好每人最多只能花20美元。我們會去一個名叫“Fast and Cool”的商店買12美元的香檳酒。我們像富家子弟般到處轉悠，卻不懂優質和劣質的香檳酒有何不同。
我們六個人分攤750美元的房租。為了拖延付房租的時間，我們會寫好支票，然后我們其中一人收全其他所有人的支票并把錢存到銀行。之后，這個人會把房租付清。這會給我們三四天的寬限。有一次，我們的室友多比（Dobie）在收完大家的支票之后就跑了。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到他。
我的室友們一個在達拉斯最差的居民區賣防盜欄，一個是服務生，還有一個是建筑工。我最開始在達拉斯人氣很旺的一家名為“Elan”的俱樂部當酒吧招待，但是做招待并不是我的最終目標。我想自己創業。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