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務院召開了四次常務會議，其中有兩次涉及創業創新。1月1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總規模400億元人民幣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重點支持處于“蹣跚”起步階段的創新型企業。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確定，支持發展“眾創空間”的政策措施，為創業創新搭建新平臺。
此外，1月26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會上，李克強舉凡談及改革，都不離“創新創業”。27日上午，李克強主持召開教科文衛體界人士和基層群眾代表座談會，再次談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還專門邀請了年輕創業者參加座談會。
國家大力鼓勵關心創業創新事出有因。自中國進入“新常態”的事實被確認之后，創業創新的重要地位便不可置疑地凸現出來。在制造業普遍陷入產能過剩，除基礎設施之外的投資拉動便有勁兒使不上了，中國產能即GDP的繼續增長迫切需要新企業成規模地誕生作為動力源。而且，雖然從2012年起，中國勞動力總量開始下降，但勞動力總量仍然相當富裕，因此，GDP增速的減緩特別是企業連續倒閉，勢必導致工作崗位減少，進而帶來社會就業困難，創業不但代表個體“自我聘用”，還能創造崗位，帶動更多人就業。何況，主要產業遭遇減速并不等于整體上中國經濟都缺乏生長空間，在重化工等重資產行業處于轉型的過渡階段之際，輕資產的創新型小微企業有可能后來居上，并由此帶來原先增長模式及與其伴隨的以外貿主導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優化。至于創業與創新“聯姻”更是反映了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內在特征：30多年來，中國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等方式，“學習學習再學習”，現在到了想學也學不到，發達國家不愿意再為獲得中國市場而支付培養未來競爭者的成本，“創新創新再創新”已然成為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徑。
國家大力推動，中央落實簡政放權，給了市場主體明確信號。近年來，全國創業的勢頭初步形成，大學生無論校園創業、畢業后創業，還是工作幾年后創業，都漸成風氣。相應地，地方政府鼓勵創新創業的政策紛紛落地，與之形成良性互動，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動力澎湃。
不過，平心而論，各地的創業創新進展情況相差頗大，總體上呈現為大城市創業勢頭明顯強于中小等城市。確實，大型特別是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具有先天優勢，比如，人口規模大，需求總量大且市場高度細分，任何一個目標群體都有足夠的體量，為找到商機的創業者提供足夠的訂單。而且產業體系整合度高，產業鏈完整，上下游銜接良好，物流成本低。加上人才集聚度高，門類齊全，人員配備相對容易。所有這些優勢不是中小城市輕易就能具備的，這也是近年來，沿海一些原先民營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一旦外貿受挫，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便顯得相當困難的內在原因。
但如果我們把創業創新不是列為某種“高大上”的目標，而是把“創業創新”的“創”字放在第一位，只要是起點低、規模小、技術含量有限的創業都納入考慮，便會發現，中小城市也有獨特優勢，比如成本較低，無論人力、土地、用房，還是經營和生活開支，都遠低于大型城市。甚至可以說，中小城市更適合小微企業的創立，成長壯大后，再去大型城市可能更好。
今天真正影響市民創業創新積極性和成功率的一個重要體制性因素在于，相比大型城市，中小城市在簡政放權、法制環境、市場公平等方面，存在明顯落差。許多白領寧可漂泊在沒有認同感的大城市，也不愿意回鄉創業，就因為心存顧慮：在人際關系過于密切，既得利益者已經結成牢固同盟，政府重審批、輕服務，官員作風不正，尋租不成就肆意刁難，甚至“愛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財產和生命都難以保障的環境下，創業者所面臨的風險憑空又增添了幾分。一些歷來連招商都甚少成功的地方，要讓個人前來創業，只會更加困難。
所以，無論哪個地方，要讓創業創新蔚然成風，政府必須嚴肅認真地推動自身改革，“一方面簡政放權，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另一方面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同時，要明確列出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讓市場主體有一個清晰的預期，知道自己干什么需要多少成本”。李克強總理開出的這服藥，顯然不僅適用于中央政府，同樣甚至更適用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政府。
一個地方的政府規范履行職責，有效約束自身行為，創業創新的市場主體才能明白自己的風險所在和大小，才能評估創業是否可行、能否成功，才會有勇氣和魄力，來這個地方創業。中小城市的政府如果不是“葉公好龍”，不妨就從自身做起，看看能不能聞風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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