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日方
產業轉移和深化教育：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
原材料、能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與貨幣政策的收緊，再次將大量中小企業逼到停產、半停產甚至倒閉的邊緣。其中，以第一次人口紅利起家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
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報告顯示，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同時，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人口紅利窗口期將關閉。
“第一次人口紅利是有限的，其逐漸消失后還可以創造條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而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是無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5月12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蔡昉認為，通過產業轉移和教育等途徑，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
用工荒是中國人口紅利結束的前奏
《中國企業報》：2011年年初，中國多個地區企業出現了“用工荒”，您覺得中國真到了用工荒時期嗎？
蔡昉：隨著人口轉變進入低生育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遞減，并預期在2015年前后達到頂峰，此后絕對量開始減少。這個長期趨勢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是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增量相應減少，農民工工資逐年提高。
這種情況反映在企業的用工方面，則導致了普遍的“用工荒”。這主要是因為，在改革開放早期，適應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這些產業大多是由非農產業勞動者創造。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趨緩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就業擴大，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沿海地區則直接感受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加快，很多內地的農村勞動力，不用到東南沿海，在自己家門口，就能實現不錯的就業，而家門口消費相比沿海又相對較低，他自然留在家鄉打工，這也加劇了沿海地區的用工荒，引起工資上漲。
《中國企業報》：您是如何理解“人口紅利”的？
蔡昉：人口紅利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理論概念，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具體體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農民工成為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勞動密集型產業獲得比較優勢，從而中國的制造業產品占領國際市場。
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人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增加以及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階段，從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兩個方面，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被稱為人口紅利。
值得強調的是，人口紅利的獲取是有條件的，特別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條件。
事實上，存在兩種“人口紅利”：第一種是純粹從年輕的人口結構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現為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過去推動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就是這種人口紅利。第二種是指在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產生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如人們變老了，會形成未來做儲蓄的觀念，無論是通過養老保險制度，還是通過自身的安排，會把這筆錢拿出來通過資本市場或其他投資獲得收益，從而可以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儲蓄率。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來的職業和產業結構將更適合老齡人，社會沒有覺得他們的價值會降低，還是很好的勞動者。
《中國企業報》：人口紅利和用工荒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
蔡昉：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逐漸實現地區間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通過深化教育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巨大潛力，可以使中國制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從而使人口紅利得以延續。
我們講的人口紅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機會窗口，通常用人口撫養比結束其下降趨勢的時間來表示，撫養比的計算定義是：把16歲以前和65歲以后的依賴型人口做分子，把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做分母，計算兩者的比率。
我個人認為，第一次人口紅利雖然即將結束，但是還有制度潛力沒有挖掘，比如說農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產生這樣的效果，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作為穩定的勞動力供給、龐大的消費需求，都會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地區之間仍然有差別。這可以通過形成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式，為我們提供一個緩沖期，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為延長退休年齡做好準備，迎接第二次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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