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創業會遇到一些政策壁壘與行政歧視。有些壁壘的設置可能是行政部門出于把好“質量關”的良好愿望，但當這種“質量關”變成了“尋租場”時，實際效果反而促使誠信的進一步缺乏。
個人創業在哪里都艱難，在中國做“民營”創業則更難。一方面，各種融資途徑對民營企業基本都是關著的：銀行貸款優先給國企、上市融資首先讓國企、時下升溫的企業債券融資也是只允許國企。在民營企業以高價受讓國有股、法人股成為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后，他們又被視為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面對著眾多難以逾越的行政審批與行業準入壁壘。據報道，國務院最近清理出各類行政審批項目4159項，第一批將被取消的有800余項，但還會剩下3300余項。
那么在中國創業為什么這么難？中國的創業生態環境到底如何？這里我們不妨以公司注冊、開業手續為例，來實證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差別，說明在中國的創業環境。從這種比較中我們也可看到，為使中國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企業家和公司們首先不應該受到比“國際標準”更多的束縛。如果中國企業被行政管制捆得過緊，而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制，它們怎么能有更好的競爭力？美國的“小意大利”
與創立公司創業的第一步是注冊一個公司以及走過所需要的行業準入和審批程序，得到各種執照和審批后才可正式開業。在不同的國家，開業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別也非常大。在法治健全的國家，除非政府行政部門能證明你有違規，否則無權在到期前吊銷營業執照；在法治不健全的國家，即使拿到了營業執照，公司也會始終面臨被不清不白地吊銷執照的可能，在那里，行政審批和被隨意的管制是一場“持久戰”。
由于不易收集各國對已開業公司的行政管制數據，我們還是主要以公司注冊、審批程序之過程為比較對象，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注冊審批程序很長、費用很高，它對一個公司開業后的行政管制也通常會很多。正是由于這種正相關性，我們基本可從公司注冊審批的難易看出在一個國家創業的難易。
在去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哈佛大學的ＬａＰｏｒｔａ與Ｓｈｌｅｉｆｅｒ、耶魯大學的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和世界銀行的Ｄｊａｎｋｏｖ四位教授對85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作了系統統計，算出各地從開始注冊公司到可正式營業之間平均必須走過的審批步驟數、所需天數及注冊申請費用。為便于比較，我們只挑選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步驟最少和最多的兩個，再加上中國的內地、香港和臺灣地區。
11個國家和地區從注冊一家公司到開業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以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國內地則需要走過7道關。當然，對于一個申辦中的公司，這些步驟具體多少跟所開業的行業和地區有關，有的會多于平均數，有的會少些。此外，這些步驟數是根據官方正式文件確定的，不包括那些隨意增加的行政審批要求。從這些官方公布的注冊審批程序看，在中國的開業步驟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可是，審批步驟數僅反映了書面文件的要求，實際運作的過程可能會長短不一，尤其是各地當局效率千差萬別，同樣內容的審批在不同的地方所需時間會大相徑庭。
這些國家（地區）從申請注冊公司到開業平均需經歷的工作日天數，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長121天，中國內地需111天。按每年250個工作日計算，在中國內地和意大利創業者平均要等半年左右才可注冊好一個公司并開業。當然，這些時間也是根據一般情況估算的，在具體個案中會因各種原因拖延、重復提供資料等，使審批程序可能更長。
判斷在某地創業難易的另一指標是得到各種審批、執照所需支付的費用。這個數字很難精確計算，因為執照審批正是許多“尋租”活躍的地方，創業者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種形式出現，也難以找到公開數據。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尋租”越嚴重，隱性創業成本就越高。由于這些隱性成本無法估算，這四位教授只好根據官方公布的各種注冊、執照申請與審批費用等作粗略判斷。
11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這些顯性注冊審批費用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國內地，這些顯性費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從這些官方公布的注冊審批費用和需等待的天數看，我們可能覺得這些都是小數目，更何況公司注冊開業只是一次性的行為，并非重復性的活動。但這種跨國比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視角，從中看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所面臨的創業環境差別之大。
意大利在三項指標中都最差，它所提供的創業環境是這些國家中最差的。或許，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為什么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人往美國移民最多，使紐約等大城市出現一個個的“小意大利”城。為什么意大利人寧可放棄自己的家鄉到美國去謀職業？到了美國后因不能適應美國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沒有利民的創業環境，意大利人只好選擇背井離鄉、移民他國。
平民子弟與新公司注冊資金 注冊資金要求是最重要、也可能是后果最深遠的創業壁壘之一。一個國家要求的公司注冊資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創業理念但無資金的人就越不能進入創業者行列，窮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這是維系貧民與富豪間之鴻溝的主要壁壘之一。
公司有多種類型，特別是在中國內地，注冊資金底線會因公司類型和行業而異。為便于跨國比較，我們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為例。在中國內地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金底線為1000萬元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78條，日本約為82萬元人民幣，英國約為64萬元人民幣，其他歐盟國家約為20萬元人民幣，美國則為零見圖4。
這種創業壁壘看起來簡單，但它意味著在中國內地可能難出像邁克·戴爾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ｌｌ、比爾·蓋茨ＢｉｌｌＧａｔｅｓ這樣的世界首富，也難出像“微軟”、“英特爾”這樣的傳奇公司。眾所周知，“戴爾電腦”是戴爾上中學時在自家車庫做起來的公司，“微軟”是蓋茨上大學時創辦起來的公司，兩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豪子弟。到今天，雖然兩創業者都不過40歲左右，但已多年穩居世界前5名富豪地位。試想，如果這兩位創業者當年是在中國內地，要成立自己的股份有限公司，那么這1000萬底線注冊資金的要求就可能迫使他們止步。在美國他們成功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無公司注冊資金要求，歡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以任何公司形式進入創業者行列。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國和德國這些傳統社會中注冊資金門檻要遠低于中國內地，但遠高于美國。雖然在德國和英國這一門檻并非高不可越，但至少可從一個方面看到這些傳統社會與美國的差別：前者可能更趨向于保留各種可維系現存社會階層的制度機制，平民永遠是平民、貴族盡可能永遠是貴族；而美國更愿意在制度機制設計上排除障礙，使每個人有同樣的機會創業致富。
中國內地的公司注冊資金要求這么高，其實效如何呢？從公司運作層面講，盡管初始注冊資金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線上升到10億元，但在公司開始運作后，這10億元資金也可以在一夜間“蒸發掉”。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000萬元注冊資金，另一方面又允許凈資產為負的上市公司與國營企業繼續運作、繼續從銀行得到貸款。換句話說，在你想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時，你必須要證明你能拿出來1000萬元至于你的業務需不需這么多錢并不相干，但是在你過了這一門檻、開始運營之后，即使你立即把這錢都賠了，你的企業照樣可以按股份有限公司運作。這種矛盾令人費解。
為什么要設這么多壁壘?關于對行業準入、市場準入的行政管制，經濟學中大致有兩種不同的理論。第一種是皮古Ｐｉｇｏｕ于1938年提出的“幫手”ｈｅｌｐｉｎｇｈａｎｄ理論，即無管制的市場時常會出現失敗，比如會形成壟斷、過多的污染、上市公司會欺詐中小股東等。因此，行政部門通過行業準入許可審查，可代表公眾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一旦某創業者、企業得到行政部門的審批許可，他們就可為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社會也應當給他們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給社會提供幫助，是一只“幫手”。按照“幫手”理論，行政管制越多，給社會帶來的效益就越多。
以公司注冊資金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至少要有1000萬元注冊資金，可能是考慮到如果一人沒錢也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不是會有人專門通過設立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來借債、等把錢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責任”申請破產保護來逃債嗎？因此，通過設立高額的初始注冊資金，行政部門幫助銀行和其他未來的債權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債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使之無法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身份借債。這等于是提前幫助銀行、代替銀行作了“一刀切”。當然，前面講過，這種安排的實際效果可能是零，其負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許多創業者。
第二種是“抓手”ｇｒａｂｂｉｎｇｈａｎｄ理論，也就是這些年常講的“尋租”理論。這一理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按照斯蒂格勒Ｓｔｉｇｌｅｒ1971年的論述，行政管制是為行業的壟斷企業而存在的，已占據壟斷地位的企業不愿意新手擠入而降低其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帶來的壁壘，這些行業壟斷可繼續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和Ｖｉｓｈｎｙ兩教授1993年的論述，行政部門之所以很熱心設立各種準入許可和其它管制，是因為這些許可申請和審批過程以及對可能的違規行為的調查過程給掌權人提供了“尋租”的機會。這兩位學者把行政部門的存在比作高速公路上的收費站，每次車輛來往都要收費。也就是說，從社會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許一兩個收費站足夠了，但實際上并不會如此，公路經過的每個村、每個鎮可能都要設自己的收費站，都要“伸手抓一把”，從而產生對社會最糟糕的結局。
這兩種理論到底哪一種更符合現實？恰恰是那些行政審批時間越長、行政掌握的“質量關”越多的國家里，產品和服務“質量”越差，假冒偽劣產品越多，市場上的誠信越缺，銀行呆賬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還是如此，那么何必要這些壁壘呢？多國的經歷表明，這些壁壘不僅沒帶來設想中的種種好處，反而創造了更多“尋租”機會，妨礙了人們創業。
在中國內地，民營創業的政策壁壘與行政歧視眾多，這是一種歷史事實。我們可能認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們，是因為在中國“誠信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隨便讓“不合格”的人進入這樣那樣的行業，行政部門必須通過行政審批把好“質量關”。雖然這種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實際效果可能是反而促使誠信的進一步缺乏，因為當這種行政“質量關”變成了更多的“尋租場”時，誰還能把其他人和機構的承諾當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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