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將實施申購，作為國內第一家上市的影視文化公司，華誼兄弟的融資模式并不容易被復制；這無疑給融資渠道匱乏的文化企業帶來了新的曙光。繼日前《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等諸多利好消息相繼傳來，中央財政將設立百億元總規模的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再次成為提振人心的好消息。北京、陜西、寧夏、浙江等地的文化產業基金蓄勢待發。
產業基金進入黃金期
9月26日，國務院公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全文，規劃提出支持有條件的文化企業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鼓勵已上市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并購和重組，迅速做大做強。規劃還提出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參與國有文化企業的股份制改造。
然而，破解融資難的瓶頸卻很難一蹴而就，占文化領域內主要業態的中小企業或者個體經濟，對于金融機構而言，仍是不保險的代名詞；文化創意類企業的資產估值體系缺失，因此靠銀行授信遠遠不能滿足產業融資需求。
文化產業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以北京為例，從2006年以來，北京市政府就從戰略高度將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重要支柱來發展，每年撥款5億元的文化創意產業資金用于扶持產業發展。但華盛弘藝影視文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于波認為，這樣的資金規模不足以支持一個行業真正發展壯大，文化創意企業的培育期較長，在發展初期實際一直是“砸錢”的過程，融資中的擔保又是文化企業所欠缺的。資本市場中惟獨產業基金的特點決定其可以長久支持文化產業。“產業基金講長期回報，存續期一般在10-15年，從文化產業的發展規律看，與產業基金發展的15年期限非常適合。早在2002年，梁定邦擔任證監會顧問時，曾力圖聯合中國電視家藝術協會的卡通委員會及祥泰證券，共同成立一只傳媒基金。但當時國內大環境并不成熟，只能以失敗告終。”但于波認為，時至今日，建立產業基金已經沒有什么障礙了，截至目前，國家發改委審批通過了14只基金，且原有的審批制已經過渡到備案制，發改委的體制創新給中國產業基金的創立開創了更為寬松的政策環境，所以對于產業基金來說，現階段堪稱黃金時期。
除中央財政將于近期設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總規模預定為100億元外。日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金融市場處、證券期貨處處長湛龍表示，北京確立了“1+3+N”的三層結構的股權投資發展基金架構，其中“3”中包括備受關注的文化產業投資的3只引導基金，規模為50億元，年底之前基本構架有望形成。而今年6月，注冊資金22億元的陜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由西安市副市長段先念兼任董事長，為陜西文化產業發展搭建投融資平臺。此外，江蘇省政府設立的20億元規模的文化產業基金、浙江設立的2.5億元規模的東方星空文化基金等，都是由政府主要出資，民間資金跟進，配套性質的混合型經濟體的基金管理公司。
產業基金等待政府信號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系、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小鋒日前曾在文化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創建文化投資引導基金成為產業融資重要途徑。引導基金不用直接投給企業，而是作為龍頭基金、母基金，推動其他的投資。對文化產業來說，這種基金實際上也是政府的支持措施。但基金一定要交給專家管理，交給專業團隊進行市場化的管理，通過法律和制度來進行約束。
在深交所工作長達10年的于波對此有深切感觸，“只有市場化運作產業基金，才能對后續融資起到良好作用，如果一只基金在一個周期內投資回報非常理想，讓基金投資人獲得高額收益的話，其后續將會有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且能形成示范效應。形成了自身品牌后，又將募集到更多的社會資金，因交由專業人士管理并將產生比較個人投資更穩定收益的模式。
于波表示，在建立文化產業基金時，政府的支持和前期投入至關重要，實際上，民間資金必須看到政府實質性的支持和表態后，才愿意跟進。政府的任何資金投入作用都非常巨大，它是一種信號，將作為撬動杠桿，產生良好示范效應，增加投資信心和投資保證。
產業基金最大問題來自管理
“產業基金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未來的管理，即使政府出資，也無法做市場主體，這樣將政府引導的產業基金交由商業機構直接操刀管理較好，同時在政府領導和監管下，風險將得到有效控制，收益也將達到預期效果。”
文化產業基金對商業化運作要求更高，財政撥款時對收益考慮得不太周到，那么對產業發展不會起到真正作用。如果只是政府投資、不經由市場化團隊運作管理的話，其管理者的責任感將大打折扣。且純由政府來操作的話，基金的市場性必然會差一些。
專業的基金管理要求，要有對每個投資項目進行評估的專業團隊，管理團隊直接參與投資公司的經營，或者持有公司股權，與公司所有人形成共同利益體。很多文化公司是從“野蠻生長”的狀態過渡而來，其內部管理更需要基金管理團隊的參與和改造。
于波認為，除了給投資的公司帶來資金和管理經驗外，文化產業基金扶持文化企業還有一個好處，它是在產業鏈上下游進行投資，可以掌握行業整體的資源狀況。如果基金同時投資了幾家公司，那么這些公司的資源都可以調配，達到產業鏈內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和使用。此外在改造智力結構和風險控制方面將達到更加規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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