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我們的民營企業在過去一百年都怎么選擇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種選擇就是張謇，張謇不僅是學問很好，而且在體制內也做的很好，最后回到家鄉辦實業，深刻的卷入了當時的維新改革，后來還當了部長，甚至在袁世凱政府也當了部長，而且做一個叫做立憲派的一個首領。他的企業做的很好，當時的沙場也是全國首屈一指，自己超級有理想，因為他自己幾乎就是一個職業經理人，也沒有什么家當，這是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營企業，在1952年一個早上，他跟他的家人講，我累了，我要休息。于是吃了安眠藥再也沒有醒來，這個人叫盧作孚，他在30年代的社會理想非常大，他說我的理想就是要人得人，企業家最高的理想就是仁義的人，我需要為社會做事情，我就能夠充滿理想的做，最后得到，要人得人，這樣的人，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當時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和整個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給他以最大的傷害，他對身邊的人為我們黨的干部搞定，然后在整個的北京見了一次中央領導，于是為身邊的人收留了一個過去非常窮的孩子，這個人舉報他腐蝕共產黨干部，所以這樣的一個民營企業家在這樣的政治轉換當中不能適應，而不是在經濟和社會奉獻當中不能適應，于是他選擇了離開。還有一個民營企業家在1956年的時候，毛澤東說你是中國頭號的大財團，于是他說，我的一切都要捐獻給國家，從此我得到的粉紅要再投資，我不再剝削，不再勾心斗角，我要成為新中國的工作人員，他又做了一次選擇。于是這樣一個百年老店不存在了，或者可以成為跨國的競爭性的大財團不存在了，我們出現了一個政治上先進的國家領導人。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也在做選擇，這個人他最后的回憶錄里寫，說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下，政府方面派來的人已經讓我們沒有辦法生存，因為原材料的供應和資金都已經被政府壟斷和控制，另外天天讓我們學習，道德上摸黑，甚至有的拉出去槍斃，最后連自己家生活的錢都沒有了，這樣的資本家有什么可當，于是他全部都捐出去了。當時民間資本一共23億，陳云算了一筆帳，用7億把他們贖買，最后買愛國公債，這部分人被溫水煮了青蛙。還有一部分人，一看社會太動蕩，太變革，于是就放棄了當時在大陸的經營，跑到了香港和美國，30年以后的改革開放又回來了。這就是過去100年民營企業所能做的面對經濟成長社會轉型時候，當社會轉型不能夠沿著民主、法制軌道發展的時候，我們做的所有的選擇。在這樣的一個選擇當中，我們今天又看到了歷史還在重演，今天在座的非常多優秀的企業家正在像當年的張謇一樣，求人得人，一方面努力做企業，另一方面回報社會，同時積極希望推動社會的民主法制的建設。我們也看見了像榮毅仁這樣的身影，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軀和財產獻給黨，而且是以條件的，已經言語之間的表達完全超出了榮毅仁的覺悟。第三我們也看到一些民營企業積極的在辦理移民，試圖用錢換取另外一種安全，這就是我們講的移民問題。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些民營企業正在積極的用投資的方法來離開這個現場。
所以，我們最后看到了中國未來怎么辦呢？當然，最近30年我們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們的新的領導集體，有兩件事情上給我們一個非常準確的信號。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業的邊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閑不住的手，不要在企業家的懷里亂摸，這是“十八大”給我們的信號。第二件事情，我們新的領導集體給我們的信號就是要依法治國，在社會的轉型時期，最終的目標要界定清楚社會、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一切都是要尋著憲政和法制的渠道規范和完成中國社會的轉型，為未來的中華民族復興奠定一個持久的法制的基礎和憲政的基礎。
所以，由于這兩件事情給了積極的信號，我們今天可以有信心的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我們未來再一個50年，我們可以專心像柳總說的，我們能夠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我們再也不想那些跟我們沒有關系的事兒。我們以前總跟柳總開玩笑說，有些企業家之所以看別人進洞房，自己高潮，就因為洞房里動靜太大。我希望民營企業真正就像東升講過的一樣，我們真正能夠希望未來有一個民主、法制、憲政的一個社會環境，有一個管理自律，而且能夠自我管理有效的政府。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企業家扎扎實實的做自己的事兒，像剛才馬行長講的一樣，我們只做自己的事兒，我們特別希望只做自己的事兒，對別人洞房的事兒興趣不是太大，希望你們洞房的動靜小一點，讓我們創新的聲音，讓我們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大一點，這樣我們有希望，國家社會當然就會得到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憲政以及政府的改革更加有效，我們的市場越來越大，我們的希望才在明天，在后天，在永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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