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企業上市后創始人分道揚鑣非常普遍，而很多時候利益并非導致分開的最重要因素。”張嘯告訴記者，在美國專門有種企業家叫“系列創業家”，即創辦一個企業成功轉手后又不斷地創辦下一個企業，而這種企業家恰恰是PE、VC非常喜歡的類型。
達晨創投有關人士向上證報記者表示，中國企業在創業初期往往帶有“中國式合伙人”的普遍特征，即創業早期沒有精確規劃股權結構，只是依據個人出資額、經驗等隨意形成了所謂的股權結構，之后如能抓住發展機遇，公司就會從初創期進入成長期。而處于成長期、或者有外部投資者進入（尤其是多個）的企業，容易埋下股東內訌的隱患。
從達晨十多年來接觸的企業來看，三類企業較易出現股東內訌事件。第一類，創始人對公司治理不夠重視，過于依賴人治；第二類，公司大股東股份過于平均，核心創始人過于依賴技術、市場團隊，從股權結構上對公司沒有控制權；第三類，有外部投資者的公司中，外部投資者所持股份超過經營管理、技術等核心創始人的股份。
上述人士認為，投資企業，歸根到底還是投資人，因此公司80%-90%的精力都用在判斷人上。而達晨在考量企業創始團隊時也會盡量避免兩類人。一是企業家性格過于極端的，要么過于強勢，獨斷專行、缺乏民主、分享意識；要么過于弱勢，難以獨當一面；二是企業核心創始人的家庭情況，如夫妻關系不和諧等，也是謹慎考慮的因素之一。
“把融資作為一種商業模式的企業，我們會遠離。”同創偉業曾經遇到過東部省份一家企業，在一個項目上融資成功后經營失敗了，又另外弄個公司再融資，如此往復。而在相關的PE論壇上，記者也看到有PE大佬專門發帖建議其他投資人不要再跟某家公司某人接觸。
經歷多次與投資人閻焱的合縱連橫后，最終得以重返雷士照明董事會的吳長江，在選擇PE方面也感慨頗深。吳長江向上證報記者表示，由于創投機構考慮的更多是眼前利益，而創業者考慮的則是持續經營、戰略發展方面的問題，兩者出發點不同，就容易引發矛盾。但經歷過這次事件后，他想給以后的創業者和PE分別提個醒，提醒創業者們在引進財務投資者時，必須把只給分紅權、不給參與董事會的經營決策權等相關條款明確寫入投資協議，以免日后財務投資者越權；同時提醒財務投資者擺正位置，可以給經營者提經營目標，但不能干預經營管理。
據了解，目前國內PE、VC投資創業公司，一般實行同股同籌同權，而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一般只給財務投資者分紅權，不給決策權。
公司治理須“內化于心”
“整體來看，股東內訌歸根結底是創始人的公司治理意識問題，只不過表現形式多樣，例如利益糾紛、經營管理理念不同等。”達晨創投有關人士表示，公司創始人、大股東是公司的靈魂，一旦出現矛盾，便會引發企業經營管理不佳等連鎖反應。
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涂成洲也認為，股東內訌究其根源是公司治理問題。他向上證報記者直言，很多公司在上市前已經制定一整套完善的股權架構設計（包括員工持股計劃、股權激勵計劃、融資方案、高管持股計劃等），但很多企業制作股權架構只浮于形式，只是為了滿足監管層對于上市的要求，而不是實質性地進行股權結構優化、公司治理等，因此上市公司股東內訌現象頻頻發生。
涂成洲認為，在制定股權構架設計方案時，首先必須保證方案內容不與現行任何法律相抵觸。其次，要做詳盡、充分的盡職調查，包括與公司大股東、相關利益方、員工進行反復溝通。
深圳上市公司協會副會長鄢為民則對上證報記者表示，解決股東內訌問題，歸根到底還需要先解決人的問題，即公司核心管理人員、大股東的意識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將公司治理、法律責任、創新等堅持下去。
鄢為民認為，企業剛上市時，只是將公司治理結構等“外化于形”，滿足了監管層要求，而上市后企業社會責任更大，需要對公眾、所有股東負責，更需要將公司治理、社會責任等“內化于心”。
近年來，深圳上市公司協會給所有深圳市公司發布了社會責任指數，其中包括營業收入、利潤、凈資產收益率、稅收、就業人數、慈善、環保、效益指標、底線建設等九個指標。“現在很多企業急于追求經濟效益即物質文明建設，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設，實際上后者也是生產力的一個重要方面。”鄢為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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