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創新優勢正在喪失嗎？數十年來，國會、晚間新聞和企業的董事會議一直都在爭論這個問題。權威人士們總是從國外尋找美國衰弱的征兆，來證明美國正在失去經濟優勢：從冷戰時期的蘇聯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再到21世紀初的“亞洲四小龍”。持悲觀論調的人總能找到很多驚人的統計數據，例如外國發明家申請的專利數量增加，或者海外畢業的工程師人數增長。
這些統計數據確實值得我們警醒。但是，盡管面臨著歷史性的挑戰，美國依然是培育創新的溫室。從互聯網到大型機服務器，再到新藥物，大多數重要創新依然是“美國制造”。
那么，這種脫節到底源自何處呢？美國的創新優勢之大，已經到了無法逾越的地步嗎？在數字時代，是不是專利和工程師的數量已經不再是重要的指標了？或許是吧，不過，我們認為，僅僅看到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和領導地位，已經遠遠不夠了。關鍵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失去了將創新轉化為經濟領導力的能力？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最近對生產力和多族裔美國人的作用所做的研究基礎之上，我們針對高新技術行業的 CEO 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這些 CEO 領導的公司遍布汽車和能源設備制造以及航空航天和國防設施等領域，這些公司的工程和研發活動非常密集，他們就站在這一爭論的風口浪尖上。從與這些公司領導的對話中，再印證我們此前所做的初始研究，我們慢慢揭開了這些警示的真面目。
創新可以帶來利潤并讓公司登上頭條新聞，但是這只是經濟引擎的一部分。英特爾公司的 Andy Grove 曾寫道：“美國錯誤地把對未來的信念都投注到初創公司的力量上。”德國的研究實驗室發明了 MP3，但只有依靠美國技術公司的規模化能力才能將這一創新的價值釋放出來，從蘋果 iPod 到文件共享，再到 iTunes 商店之類的數字媒體供應商，再到其他。這種把基礎創新規模化，用第二甚至第三級創新對其進行優化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它對增長和就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實現這一切，一個國家必須成為尖端技術、市場需求、人才和企業家精神的中心地帶。
然而，在這幾個方面，我們都看到了警報信號。問題已遠遠不是工作和專利那么簡單，而已經深入到了美國經濟領導力的核心。我們并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我們確信，采取糾正措施已經勢在必行。讓公共部門增加回饋，進行一次性的稅務補貼或者給些零散的政府項目，已經遠遠不足。單靠美國企業的管理層在董事會里汲汲營營，滿腦子每季度的短期業績，也是不可能的。要扭轉這一趨勢，必須要靠全美范圍的戰略和舉國努力。
實際情況如何？
美國真的落后了嗎？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看到的只有正面信號。這個國家有著鼓勵并獎勵冒險和企業家精神的商業文化以及法律和資本市場體系。美國一直吸引著全球最優秀的教授和學生，在研發領域的投資依然占據全球第一的位置，研發總投入超過日本、中國、德國和韓國之和。
但是，在經濟領導力的多個方面，美國都出現了清晰的警報信號。
尖端技術
在先進工業技術領域，例如先進的電池、高速鐵路、混合動力汽車、太陽能電板、海上風力發電機組和機床等，外國公司和工程師與美國的常常勢均力敵，美國甚至有時還要追趕他們的步伐。然而過去，美國一直是新一代技術無可爭議的領袖，無論是半導體、IT 還是太空技術。這些領域幾乎可以說是美國一力創造出來的。但是如今，即使是在太空技術這樣的領域，美國也要依靠日本、俄羅斯和西歐來幫助自己發射衛星。這個問題比人們常津津樂道的美國人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它關乎經濟領導力的核心。沒有在尖端技術（還有支持的商業、通訊和實際基礎設施）上的卓越成績，就業問題只是空談。
需求
過去幾十年，全球需求的組成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近代以來，居住在北美地區之外的中產階級人口的比例首次超過50%。同時，對許多新一代工程產品的大量需求并不是來自美國或歐洲客戶，而是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客戶。從飛機到海上風能發電機組，再到核技術，這些外國客戶正在創造市場，他們也有自己的偏好，往往還有具有本地背景的需求。美國公司不能再只針對美國市場設計產品，并寄希望于無需更改就可將其出口到外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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