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權威調查機構佐格比國際民意調查所對美國民眾進行了一項調查———下一個比爾·蓋茨已經出生，那么，這個科技“轉世靈童”正在哪個國家成長？讓人意外的是，更多的美國人選擇了他（她）在中國，甚至多于選擇美國和日本的比例。
這個調查反映了美國人對未來中國科技和國力的預期。不過也許現實要比這個調查沉重。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末的科技大事項按責任人國籍看，美、英兩國分別約占45％和35％，蘇聯占10％，加拿大和法國各占約5％。人口數量上無出其右的現代中國幾與重要的科技創新“絕緣”。
當然，現在的中國與過去不同，已經滿足下一個比爾·蓋茨誕生所需的社會穩定、思想活躍、創業精神盛行這幾個基本點，但我們仍不能簡單認為歷史將如美國人所說垂青中國。
直觀地看，技術革新是試驗次數的函數，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一國人口規模越大，社會穩定期越長，從事技術試錯的人數越多，比爾·蓋茨出現的機會越大。
早期東西方世界的技術革新都主要來源于生產和生活實踐，“逐漸”、“偶然”獲得了技術進步。但在科學革命之后，實驗方法成了新技術發明的主要手段。正如林毅夫所言，一位發明者在實驗室中一年的試錯次數，也許比得上數以千計的農夫或工匠一輩子試錯的次數。目前發達國家的科技資源優勢和高水平實驗室擁有量目前遠在中國之上，輕松地抵消了中國的人口優勢。我們的比爾·蓋茨現在也許在呀呀學語，但他（她）進入更高程度深造時，可能會受困于難于尋找科研環境的機會。
其次，尊重個人財產權利的經濟制度能夠有效保障革新者的權益，為他們的發明創造提供了足夠的激勵，發明得以不斷推進。瓦特的一項發明曾因為消息泄漏而被皮卡德搶先申請專利，致使他不得不重新研制齒輪機構申請新專利。而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狀況雖有改進，但并未完善。在這個信息時代，我們的比爾·蓋茨的第一個重大發現毀于街邊賣盜版電腦軟件小販之手，并非危言。
此外，從技術變革的產生到其大規模發揮效用之間，存在著時間差，某些制度或社會思想可能將這個時間差長期化乃至無限化。在一套制度下，人們為皇帝渲染盛世太平所獲得的收益高于強兵練武的收益時，火藥就只能發揮煙花的作用而不能噴發子彈；皓首窮經博取功名的收益高于鉆研物理化學的收益時，人們寧可寒窗苦讀而不愿學習如何制造渾天地動儀。我們的比爾·蓋茨即使學小有所成后，他恐怕仍然面臨著求財、求功名與繼續自己的科學事業的矛盾。
當然，先進的制度和器物可以學習和模仿，相信以上幾點我們可以不斷嘗試改進，呵護好我們的比爾·蓋茨。但我們不能做過于主觀的“改進”，用大會戰式的運動來促進科技飛躍的雄心壯志，實踐證明這種嘗試不是折戟沉沙就是蠹鼠叢生。
尊重技術革新的自然規律不揠苗助長，營建合適的制度環境和設施環境鼓勵人們創新并妥善保護其成果，假以時日，即便下一個比爾·蓋茨沒有生在中國，我們也至少能躋身技術先驅的“轉世靈童”有望降世的國度之列。
（摘自《國際先驅導報》，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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