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中國到價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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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7-10-6 20:31:25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秦朔 我來說兩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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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馬克思認為，生產財富的要素，既包括勞動，也包括生產資料。他強調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同時指出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不僅表現為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還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和勞動時間的減少，表現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他寫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至盡管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那時，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在歷史上，農業、工場手工業、航海業、商業等都曾被視為財富的源泉。重農主義者認為，物質財富來自農業勞動，這是取得財富的正當方式；商品交換蓬勃發展后，重商主義者把貨幣當作財富，認為財富來源于對外貿易的不等價交換所產生的讓渡利潤；晚期的重商主義者開始意識到財富來自“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正如斯圖亞特所說，財富是由“勞動、勤勉和技能的增進”產生的。這種 “重工主義”在馬克思看來比之早期的貨幣主義“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在另外的線路上，從企業家的角度，約瑟夫·熊彼特看到了“實現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的“創新”的作用；奈特提出了“承擔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命題，未來總是存在不確定因素的，企業家就是通過識別不確定性中蘊含的機會，并通過對資源整合來把握和利用這些機會獲得利潤；在德魯克那里，企業是社會的一種器官。企業僅提供商品和勞務是不夠的，它必須提供更好的、更廉價的商品和服務。“對企業的目的，唯一正確的定義就是創造顧客。”只有滿足消費者的種種愿望和需求，社會才會把財富資源交給企業，企業才能夠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此外，舒爾茨從人力資本、邁克爾·波特從競爭戰略、科特勒從營銷與品牌、彼德·圣吉從學習型組織、約翰·科特從領導力、哈默從流程再造的角度，都提出過重要的理論。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信息化浪潮下，技術與知識產權對財富創造的重要性得到了極大的關注。制度經濟學對建立一套尊重產權、可依賴的制度體系，以及塑造相應的以信用為中心的文化，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倡導。資本市場和金融工具的創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資創富熱潮。
所有這些和財富相關的命題與觀點，都可以在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實踐中找到鮮活的案例。從刻苦的勞動到對機會的敏感，從管理的提高到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從對非勞動收入的肯定到企業家才能的資本化體現。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曾經封閉的大國，中國走出了一條既符合自身稟賦、又因應全球化機遇的財富之路，中國人的創業與創富實踐證明，他們是全球新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勇者、智者、能者、勤者，因而也是贏者。
那么，我們還擔心什么呢？
從外部來看，中國抓住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產業機遇，但還沒有真正經受資本全球化的洗禮。當全球虛擬資本的流動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的規模，當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越來越多的“創新過度”，而同時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主要還體現在加工組裝階段，我們正面臨著全新的挑戰。中國的財富積累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國家理財”已迫在眉睫。而這方面，恰恰是以前埋頭生產的我們較少涉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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