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廣州演講稱，“大學學費要提高，因為念大學的大多數不是窮人，窮人只占10%到20%。窮人上大學要依靠貸款和獎學金”。同理，“電費也應該漲價，然后提高最低生活標準補助窮人”。
這兩年經濟學家們熱衷語出驚人，茅于軾老先生的“漲價說”照例激起一片罵聲。那么，誰是茅于軾眼里的“富學生”？這所謂“富學生”又占幾成？
眾所周知，窮和富，本身只有相對意義，如果硬要把“窮”的標準降低到一貧如洗、三餐無繼，那么茅老先生所說的“大學里只有10%到20%窮學生”不難成立。在剩下80%到90%“不窮”的學生中，不排除少數人含著金湯匙在嘴里，但絕大部分人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僅僅因為這些人家通過“擠和借”可以把高學費湊齊就判定他們富裕，就有些強盜邏輯了。而由工薪家庭充當承擔溢價與支付補貼的主力，與個稅起征點太低對中間階層造成的傷害無異。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富裕的差生去英國（自費留學），成績好的學生去美國（拿獎學金），成績和家境都一般的學生在國內跟高學費死磕，最窮的學生連大學進門費都交不起，又何談進去后爭取什么獎學金”。
去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研究報告顯示，86.1%的公眾認為大學學費“太高”。而《“十五”期間中國青年發展狀況研究報告》稱，大學學費在近20年上漲了約25倍，近10倍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幅。
退一步來講，評價大學學費是高是低、合不合理，并不在于購買力，而在于值不值得購買這一教育產品。近年來大學教育逐漸向職業培訓看齊，而社科院剛剛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2007年全國高校近500萬畢業生中，至今還有100萬人工作無著。在“前途渺茫”的背景下再叫嚷“學費要漲”，無疑是將高等教育的性價比進一步拉低。
在茅老先生看來，多收上來的三五斗可以讓窮人碗里的粥變稠，但誰來保證這一分配公平合理，且最終能夠到達目的地？對高校投入難以落地有個經典的說法，就是“沒看見大師，只看見大樓”，多收多少學費能經得起“亂蓋、亂花、亂發”？
福利經濟學有個著名的“漏桶原理”，是說富人粥多人少，窮人粥少人多，于是政府決定從富人的鍋里打一桶粥送到窮人那里，遺憾的是那只桶下面有個洞，一路漏過去粥已經所剩無幾，這就是執行的成本與無效率。在國家二次分配本身漏洞頗多、執行成本巨大的情況下，再憑空賦予高校、供電局等等“調節貧富權”以期達到公平合理，只不過是多炮制了一批桶，要收的是大多數人的粥，而每只桶都有可能是無底洞。
不知從何時起，經濟學家發言總喜歡聲明“不怕挨批”，仿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殊不知經濟學家既無需取悅大眾，也沒必要標榜獨立。按實驗室里的邏輯講問題、一味渲染“窮富差距”、洋洋灑灑的發言往往亦遭遇“漏桶原理”，一大半都不知去了哪里，只言片語擺到公眾面前，難免帶種餿的氣息。實際上他們是被利用成了“把錢收上去”的工具，而到了“發下來”的環節往往只能“一邊去”。如此損害的是個人的名譽，更是經濟學家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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