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隨后成立湖北軍政府。10月16日，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創刊，由張樾、牟鴻勛等共進會員主持，日出兩大張，明確宗旨：“以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國為主義”。每期發行約四千份，分寄省內外機關、學校，張貼武漢街道及公共場所，“不取閱者分文”，大量讀者聚觀。創刊之日，報館門聯：“與民公好惡，為國報平安”，妙嵌“民國公報”四字。
“變化”催新聞，這一時期上海冒出30余種臨時發行的小型報刊，如《光復報》、《警報》等。同盟會員柳亞子創辦并主編的小型報《警報》，除了刊登湖北軍政府的公告法令，還介紹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警報》每日二至三版，使讀者盡快獲知最新戰況，“所得要電新聞，接到隨刊，晨暮不計”，成為中國新聞史上首張一日多版的報紙。此外，《警報》印刷精美，道林紙鉛印，每日油墨換色，也是第一張每天換色之報。該報發行不到一個月，上海光復后，因編報人員忙于他務而�？�。
此時期還出現特有的辛亥一景：站街等新聞。上海各大報業會集望平街(今山東中路)，每晚人山人海，滿街擠擠攘攘，都在翹首等候最新戰報。各家報館也在大玻璃窗上張貼各地動態，以饗伸頸站客。一則捷報傳來，掌聲狂起，甚至擊墻拍地；某省獨立，一街歡騰，拋物扔帽。若貼出敗訊或不利義軍的消息，該家報館會被圍街民眾指為暗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憤怒市民將報館玻璃窗砸得粉碎。砸窗事件發生后，望平街各報館再也不敢在門首披露民軍失敗的消息，更不敢在報上刊登，只能報喜不報憂。(黃炎培：《八十年來》)
社會輿情如此被新聞左右，即中西新聞史上著名的“魔彈時期”。新聞業初興之時，新聞對輿論具有絕對操控權。砸窗事件當然是“魔彈”倒射，辛亥新聞界在盡享“魔”效之時，也得領受“魔彈”倒射的尷尬。更激烈的新聞事件出現于1915年6月。袁世凱帝制自為，御用報紙《亞細亞報》Cye自京遷滬，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持。該報以“洪憲”紀年，記者署名前加“臣”字。該報財大氣粗，以免費贈送廣告兩月、免費贈閱三月招徠訂戶。創刊不久就收到“君主之敵”、“中國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如再鼓吹君主問題，必以激烈手段對付”。果然，9月中旬、12月中旬，報館兩次被炸，不得不于1916年1月�？�。袁世凱另一家京上御報《金剛報》，因受讀者強烈抵制，竟得由武警送報。
回報豐厚的新興產業
辛亥新聞業是回報甚豐的“新興產業”，比如1898年秋，康有為、梁啟超向海外華僑集資創辦廣智書局(即其后新民叢報)，梁啟超以提供文稿為“技術股”，占1/3股份，僅1902年-1903年，獲紅利上萬銀圓。(陳明遠：《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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