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人群
社會精英與底層蟻族
于東輝分析，最焦慮的有兩類人，一類是高層，有社會地位，有權力，是社會精英，另外一類是蟻族，很多人是農村考上大學出來的，家里對他們有很高的期望，他們要買車買房。他們焦慮是因為沒有退路。精英更沒有退路。有一個企業中層，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學，兩個人一起競爭副總的位置。他覺得對方可能上位，就沒日沒夜地工作加班，見到誰都討好，結果到極限，整晚失眠，患上很嚴重的焦慮癥。
享受當下
追求平和放松幸福感
現在認為的成功，是財富、權力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生命的成功。
追求幸福感，重要的在于享受當下。現在享受什么？成功？成功和工作、激情掛鉤，沒有享受生活放松的狀態。激情其實是焦慮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點是家庭親密。和親人之間的相處和諧，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同時，你還要有一個自己的心靈圈子，朋友們能聽懂你。
最讓人生活感覺焦慮的生活方式是指責、批評、攻擊、限制、要求，如果我們能轉化成放松、平和、溫暖，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專家解讀
現代化焦慮
并非中國特有
對于“全民焦慮”的概念，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岳經綸認為，“焦慮”一詞用得比較矯情，其實就是“郁悶”，是公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以及對問題的無助感。
轉型期成焦慮溫床
岳經綸認為，焦慮產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一切都變得不確定，公眾對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來怎么發展，缺乏合理預期。而在計劃經濟時代，基本的東西都能得到預期。岳經綸發覺，在改革開放以后，公眾缺乏這種合理預期。第二個原因是社會風險增加，來自市場、技術、醫療等各方面的風險造就了風險社會，還是和轉型期有關，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健全，使人沒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慮。
其實，其他國家在一些階段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工業革命以后也同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但是從歷史的條件上來說有差別。美國是從一個沒有保障的社會到公共服務和政策不斷建立的過程，而中國是從過去一個有保障的時代進入一個無保障的時代，改革開放以后舊有體制解構，但沒有實現重構。”
緩解焦慮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相對穩定，是因為舊有制度還在起作用，讓一部分人還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后期，舊有社會體制全面解體，社會漸漸出現焦慮感。與此同時，社會也一直在進行重構，并且出現新問題，包括經濟發展、NGO組織、政府、自然各方面的問題，不免增加焦慮感。此外，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進思想解放。當公民的權利意識覺醒，對社會問題開始進行干預和表達，但沒有結果就會焦慮。
要應對所謂的“全民焦慮”，岳經綸覺得問題既然是多種因素導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決。政府應當想辦法為公眾提供合理預期，讓公眾感覺到有保障，開放公共決策的過程，鼓勵公眾參與決策。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建立渠道使個人可以訴說和得到釋放。另外，公民社會的建立和成熟，還有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增強等都有利于緩解焦慮。
焦慮是現代化衍生詞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傳播技術更新，焦慮癥已成為現代化的衍生詞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的焦慮癥患者終身患病率為28.8%，大于1/4的人一生中至少會發作一次。美國人一向重視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因此，一直以來美國的抗抑郁和抗焦慮藥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國，心理醫生成為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
而在日本和韓國，隨著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高速經濟發展到現今的經濟不景氣，社會上出現普遍的焦慮情緒以及無法承受的失敗之痛。壓力大導致自殺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機乘客的肩膀，請其聲音小一些。不料，這位阿叔級的乘客站起轉過身來，怒氣沖沖地爆發了：“我有壓力，你有壓力，為什么要挑釁我？”“沒解決”……這個視頻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為香港人壓力大之下焦慮情緒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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