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全民焦慮”時代？
上周以來，一系列來自不同階層人士的自殺和非正常死亡刺激著普通人的神經。從廣州“龍鳳胎夫婦”跳樓、韶關武江區委書記自縊，再到東莞一工業區內四天相繼發生兩起工人跳樓事件……
焦慮似乎成為系列事件的注腳。據統計，2010年我國15歲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約為17%，其中抑郁癥約為5%，焦慮癥約5%，藥物、酒精等物質依賴癥約5%。而更多人對焦慮的感性認知來自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郁悶”、“傷感”和“壓力大”。在信息化的今天，無論窮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似乎都展現出了焦慮。
心理學對“焦慮”的解釋是人的自我實現需要得不到滿足時，產生不適且無法指出不適原因的一種典型癥狀。然而，當這種負面情緒狀態蔓延至全社會，促使“焦慮”成為社會情緒時，就已超越心理學范疇，成為難以回避的社會問題。
“全民焦慮”的時代來臨了嗎？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和個體的生命，我們應該如何化解？
2月17日凌晨，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蘇力被發現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
從“官”到“民”
極端焦慮結束生命
據當地組織部門介紹，蘇力2008年7月任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初步分析，蘇力主要是受一些工作上的困擾，導致思想上產生很大壓力，出現悲觀厭世情緒，并且沒有很好化解而最終選擇自殺。而在一年半前，蘇力的前任、原武江區委書記鄔學新也是由于精神壓力過大跳樓身亡。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近來因焦慮、抑郁等原因造成自殺的官員還包括2月6日跳樓自殺的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以及2010年6月在廣深高速鐵路線上臥軌自殺身亡的原中國民航局中南地區管理局局長劉亞軍。據《中國民航報》報道，劉亞軍的遺書和家屬反映，他長期存在失眠現象，總覺得休息不好，到廣州工作以來自感壓力大，在家中有時獨自哭泣。
去年6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公開發行了一本名為《領導干部心理問題實例解析、調適與自測》的書，解析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心理問題。該書的主編徐培基總結，目前公務員中普遍存在12種心理問題，焦慮心理就是其中之一。
同樣是在上周，廣東東莞一工業區在4天內相繼發生兩名工人跳樓自殺，并有超過200名工人在此期間離職。而本月上旬，廣州“龍鳳胎”夫婦疑因年歲漸長、生活壓力大而跳樓事件，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焦慮。
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主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樂國安認為，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焦慮，不能把“焦慮”理解為病態，不是從前沒有“焦慮”，而是從前公眾普遍不大重視這個問題。面對官員自殺事件，樂國安認為，官員焦慮與公眾焦慮并無不同，只不過官員受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
白領群體
焦慮積累成為常態
如果說結束生命是焦慮的一種極端激進的體現方式，另一種體現或許來自日常點滴中焦慮的積累。
2月18日，一則消息在微博上傳播，并引起無數白領唏噓。就在當日早晨，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北京所高級審計師，出生于1985年的甄毅因患賁門癌去世。隨后，該消息得到了德勤公司證實，并表示將促進員工平衡工作和生活。
據了解，甄毅是北京人，2007年畢業于外交學院國際貿易系，并于當年進入有“四大”之稱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2010年被查出癌變。所謂“四大”是全球四家比較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簡稱。在青年求職者中，“四大”的薪資待遇較高，但同時也意味著工作的壓力大。
有“四大”網友稱，除了高強度的體力與腦力工作外，與客戶、同事間的周旋，也造成人的心理痛苦和精神長期處于焦慮中。
“吃飯太快以及太糾結是不是都是導致他不幸患病的重要原因？” 網友“昊子的小窩”分析。“昊子的小窩”2007年和甄毅同時入職，在懷念文章中她描述說，甄毅原本是個小胖子，剛入職做項目出差到河南后，就大病了一場，慢慢地瘦下來。而且，甄毅本身是個糾結的人，一個典型事例是公司發的U盤如果丟失是要賠錢的，甄毅看到有同事丟失U盤就引以為戒，每天加班到11點多所有人關電腦準備走了，甄毅就開始滿會議室地找：“我的U盤呢？誰看見我的U盤了？”此外，每次開會后的狼藉會議室，甄毅必然要把所有的文具全部收拾完才肯走。
網友王璐表示，這是一周內第二起有關德勤員工病逝的消息。在2月17日，出生于1983年，前德勤上海所員工翟可因患慢性肝癌去世。而去年，23歲北京女孩方言由于長期過勞工作、焦慮等造成急性胃出血死亡，引起了無數白領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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