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布，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6月份為50.9%，環比回落1.1個百分點，低于市場預期，而匯豐公布的匯豐PMI為50.1，是11個月以來的低點。
PMI的走勢無疑反映經濟增長態勢正在回落，因為PMI代表的是中國的制造業的擴張程度，而中國制造業大約占GDP的一半。不過PMI還維持在50的分水嶺線，而且它的下降主要是政策調控所致。而且從以往公布的數據看，無論是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增速都非常強盛，它至少說明經濟體本身的慣性擴張力依然驚人。
我們并不認為通脹會因為調控而不斷回落，或者經濟體正在優美地“軟著陸”，我們沒有看到這種科學而樂觀的勢頭。相反，從二戰后的各國經濟史上，我們見識到了樂觀的預期經常是如何破產的。這次全球性的大通脹，盡管新興市場國家在通脹數字上更醒目一點，但我們認為，這種通脹傳遞遠遠沒有結束，那些CPI暫時只有百分之三點多的一些發達國家正在不斷地接受通脹的傳導，就像過去它們傳導金融危機一樣。
就這次通脹的趨勢而言，我們相信堪比1970年代那場全球大通脹，但是悲哀的是，過去的那些教訓并沒有得到總結和接納。1970年代的美國或者日本政府都堅信兩點：維持經濟擴張和刺激投資，以生產更多來吸收泛濫的貨幣；政策緊縮在任何時候都能立竿見影地有效。前者可以總結為“通過不停發展而不是稍微喘息來克服經濟問題”，后者則可以總結為“在調控下，通脹會在某個時刻見頂，然后不斷回落”。
但真實的故事是怎樣的呢？美國1973年-1975年的通脹因為政府的控制，在1976年的確是趨緩了，不斷回落，然后政府就認為這達成了所謂的“軟著陸”，當時的美聯儲主席William Miller說，“通脹正在朝好的方向變化”，但是這種“通脹見頂論”很快在1977年就破產了，1977年美國的CPI重新回升，從6%一直上躥到1980年的14.76%，“狠角色”保羅·沃爾克在1979年擔任美聯儲主席，用不惜一切的姿態收縮貨幣，最終通脹從19801年開始真正的下跌，但美國也付出了極為慘重代價。
相同的故事也發生在日本身上。給人的教訓是，通脹有著寄生性的力量。因為通脹在大部分階段其實是一種利益分化的方式，例如房地產、證券和大宗商品的炒作者都能在通脹中受益，而辛苦的儲蓄者和普通工薪階層勞動者則是“冤大頭”。每次政府壓制通脹，盡管具有道義性，但通脹受益者都會在不同的時期訴說“通脹即將見頂、政策不能超調”，而這些勢力的能量非常強，經常會影響到政府的力度和節奏，使得政府的出手往往都會“偏軟”，變成一種事后的點綴。于是，通脹顯得停停走走，一跌三漲。一直到通脹發展成為滯脹，在滯脹狀態下，失業無法下降，企業利潤無法提高，通脹將那些原本通脹受益者都一起傷害了，通脹傷害了所有的人。這時候，消滅通脹才變成一種“共識”，才推動了保羅·沃爾克的出現。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通脹會帶來一些人們不愿看到的社會問題，政府從穩定的需要開始嚴厲對待。
這次不斷蔓延的全球性通脹有一個插曲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產生了2009年-2010年的“通脹消失”，并給予“超調論”者口實，認為嚴防通脹是沒有必要的。但是，這場金融危機從長遠看恰恰是強化了全球大通脹，因為遵循凱恩斯主義的政府的解決方式是全球性步調一致地印刷貨幣來拯救，但每個國家都暗自希望別國收縮貨幣、遏制需求、產生要素下跌效果（比如油價下跌），從而降低本國的外部通脹壓力，這樣本國就不必承擔自主緊縮的成本。這樣，就形成了步調不一致地“退出”，演化為更為廣泛的扭曲。而且，這次拯救已經形成了一種“貨幣主宰”文化，甚至認為印刷貨幣可以托住任何一次危機。如果經濟體里閑置資源利用和生產效率提高，遠低于貨幣增長的話，那無疑說明貨幣沒有被吸收，而是創造了極大的擾動，扭曲了價格，深化了不同部門、行業和產業資源占有上的不平等，令不斷發展的通脹降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它的代價是不言而喻的。
坦率地說，我們非常擔憂“通脹見頂論”的論調，擔憂通脹在停停走走間變成“所有人皆受害者”的終局，但是有時候人們會無奈地發現：歷史總是在相似中再發生一次，留下更深的一次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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