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初，IMF發布了《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財政監測報告》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三份報告從整體上勾勒了未來世界經濟走勢、各國財政問題，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全景。全球經濟同處變局、亂局和迷局之中，局部債務風險還在繼續暴露，未來全球金融運行將呈現三大趨勢：
一是央行“異化”推動長期低利率和債務貨幣化趨勢。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的邏輯是央行與財政關系的重新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實際上讓中央銀行走上了一條“去獨立性”之路。觀察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為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
量化寬松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從全球角度來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已經上升到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全球擁有AAA主權評級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所謂“安全政府”都相繼失去AAA評級，當前在最高主權評級陣營的發達國家為數寥寥。隨著2012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萬億大關，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近10年來，美國債務總規模翻了三倍。
歐盟委員會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歐元區債務比率達到87.3%，創下歷史新高。愛爾蘭、意大利和希臘的適齡勞動者人均債務處于歐元區最高水平，分別為5.5萬歐元、4.8萬歐元和4.7萬歐元。法國與德國的這類人群人均債務雖然比上述三國低，但也分別達到4萬歐元和3.9萬歐元，均高于3.77萬歐元的歐洲平均水平。
再看日本，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國家之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11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
發達國家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或量化寬松等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但央行異化趨勢會帶來三大問題：一、長期極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掩蓋了潛在的資產負債表問題，由于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以美國為代表的主權債務成本處于歷史低位，新發債務的利息成本較低，這減弱了政府進行財政整頓和結構性改革的意愿，財政可持續問題的解決被延誤，影響長期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二、長期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可能會扭曲金融市場價格體系。三、債務貨幣化大大稀釋了債權人利益，導致東西長期財富分配失衡。截至2011年底，發展中國家儲備資產達7萬億美元，這些儲備大多以美國國債或其他低收益主權債券的形式投資，等于為發達國家進行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貨幣化勢必嚴重侵蝕債權人資產和金融權益。
二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與長期資本流動分化趨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資本流動模式顯著變化，不僅有周期性因素，還有結構性因素和擾動因素。當前，發達國家再度聯手量化寬松的溢出效應開始逐步顯現，新興經濟體持續近一年的短期資本流出轉變為新一輪短期資本流入。事實上，在美國國內債券收益率走低、股市提前透支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利好、實體經濟復蘇緩慢等形勢下，未來，大部分貨幣資金受利益驅動，可能流向投資收益較高的大宗商品市場及新興市場國家，但由于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曠日持久、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加快推進，以及新興市場資本回報率降低等因素，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產業資本大規模凈流入局面正面臨拐點。
從中長期看，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正在發生趨勢性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會導致海外資本的持續回流，而作為資本輸出大國的美國正在加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促進產業資本回流重組全球產業鏈，全球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可能正悄然發生改變，短期資本與長期資本分化的趨勢可能成為常態。
三是全球金融市場震蕩將呈現“鈍化”趨勢。歐債危機救助機制的構建與實現是影響全球金融市場走勢的關鍵。當前，歐債危機初露曙光，歐洲央行量化寬松加碼，歐盟永久性援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也終于正式啟動。ESM可以看成是歐洲統一財政部的雛形，它通過對歐元區各國的財政約束，實現債權國對債務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從而達到救助債務國的目的。筆者認為，歐洲推進銀行和財政聯盟是向正確方向邁進，但分歧和坎坷仍多，由于短期內風險偏好難以根本性逆轉，美聯儲投放的超額貨幣供給可能不及市場對美元的需求量大，美元保持相對階段性強勢是大概率事件，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升值空間有限。
此外，各國經濟復蘇的差異性、不同國家宏觀政策的溢出作用，以及資本流向的改變都會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新的調整和動蕩。展望2013年，盡管短期風險可能不斷，但大的系統性風險已開始逐步釋放，全球金融市場震蕩的程度相比2011年和2012年，將呈現出“鈍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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