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民收入倍增需要達到協調重大利益關系的效果，這就需要形成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結構，在確保社會和諧穩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事實上，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中產階層的崛起，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條件。在這個特定階段，如果中產階層超過30%，就能夠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比較穩定；超過50%,就會比較和諧。
如果中產階層僅僅在20%左右，無論政府的管理手段如何高明，都難以解決矛盾叢生的社會問題。政府創新社會管理，如果把重點放在擴大中產階層上，對化解社會矛盾是釜底抽薪，可能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在降低基尼系數上要破題。我國的基尼系數大致在0.5左右，通過未來10年左右，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到0.4左右，這樣才有條件避免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推行大規模削減行政成本計劃。這是社會對政府認同和信任的必要條件。可以考慮5年內實現控制“三公消費”改革的突破，使使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控制在16%以內，達到世界平均水平；10年內，使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控制到10%左右，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有效地縮小城鄉差距。目前城鄉居民名義收入差距是3.3∶1左右，考慮到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局面正在改變，到“十二五”末城鄉居民名義收入差距可考慮控制在3∶1左右，到 2020年控制在2.5∶1以內。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到2020年將實際城鄉差距控制在國際上不高于1.5:1的水平。
第四，有效地縮小行業差距。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70146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16717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1，“十二五”期間應重點控制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到“十二五”末，行業差距縮小到3.∶1左右，到2020年，將行業差距控制在1.5～2倍左右，達到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間差距的平均水平。
第五，有效地限制公務人員不規范收入的過快增長。2011年,僅中央政府公務員考試就有140萬人報考，反映出中產階層主要依賴于政府這個“獨木橋”的狹窄渠道。參照國際標準，可以考慮通過法定程序，推動收入透明化，逐步廢除領導干部待遇終身制，將公務員實際工資福利水平限定在全國從業人員平均工資2倍以內，將國企高管工資限定在全國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5倍左右。
4、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藏富于民，擴大財富源泉，實現中產階層機會的涌流。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如果能夠用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就會為中產階層擴大創造巨大的制度空間。
第一，調整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使更多農民能夠成為中產階層。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僅不利于農業現代化的推進，還使得農民的土地成了“唐僧肉”。如果繼續保留下去，10多年后，我國的農業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最落后的農業，城鎮化的加快不僅不能真正成為擴大內需的戰略支點，還會成為加劇城鄉矛盾的突出因素。
如果能夠賦予農民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權，不僅可以使進城農民有條件解決城鎮的住房問題，逐步成為中產階層，還可以使一部分種糧大戶和能手成為中產階層。如果農民土地使用權延長，每畝土地的轉讓價值可能在20萬以上，由此使得農村老人養老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大大減輕國家的負擔。
第二，國有壟斷行業的機會對全社會放開，解決大學生為主體的白領中產階層就業渠道狹窄的問題。十八大報告指出，“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應當看到，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更需要反映在服務于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上，服務于國家長治久安上，服務于中產階層擴大上。
目前我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在680萬左右，未來10年，將累計4000-5000萬人畢業。打破國有壟斷行業的行政壟斷，放開市場，引入競爭，取消行政級別和過高的福利待遇，有望釋放出6000-7000萬個服務業就業崗位，不僅能夠為大量的白領中產階層騰出巨大空間，還會使得國有企業成為社會福利增進的重要來源，為更多中產階層的出現創造有利的制度條件。
第三，使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成為擴大中產階層的主渠道。行政渠道擴大中產階層是一個重要渠道，但是會增大國家的負擔，不可能使多數人依靠吃官飯成為中產階層。
十八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按照這個要求，尤其需要重點推進金融改革，改變銀行資金要素主要流向國有經濟的現狀。
第四，強化稅制在擴大中產階層中的有效作用。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穩增長的特定背景下，從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為突破口實行結構性減稅是一個選擇，但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增值稅畢竟是間接稅，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低收入者實際稅負過重、難以調節過高收入的狀況。
從長遠考慮，更需要以征收房地產稅為契機，改變地方政府把土地作為“第二財政”的狀況，在由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型上破題，發揮財稅體制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杠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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