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陽光透過北方地產大廈12樓的玻璃窗，將天華陽光位于北京的中國大區總部照得異常亮堂，多了幾分與時下寒冬凜冽所不同的溫暖氣息。
“目前光伏制造業進入了冬天，但由此帶來的成熟競爭對于整個產業卻意味著發展的春天。”坐在記者對面的董事長蘇維利對光伏的前景信心十足。相較于其他光伏制造企業的艱難求生，天華陽光在終端電站開發和運營領域做得風生水起，而這歸功于資本與產業相結合的商業創新模式，“我們在努力成為光伏業的萬科”。
在他看來，在未來的三到五年，技術革新將帶來新一輪的行業發展高潮，中國光伏業應從簡單的加工制造銷售向投資、服務以及商業資源國際化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以穩定、細化的政策來優化投資環境，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效益性。
爆發式十年：產能增長千倍
“光伏作為新能源的一個重要領域，很好地濃縮了中國三十年經濟增長的特點。正是由于投資的拉動，才有了十年間光伏單企業產能從3兆瓦到3吉瓦的千倍增長。”在此間摸爬滾打了11年的蘇維利如是評價說。
2001年，蘇維利牽線英利和天威保變，以國有和民營聯合的股份制合作關系，三方合資成立了天威英利，由此進入了光伏這一行業。懷揣1.57億的注冊資金，天威英利提出年產3兆瓦多晶硅電池及應用系統的項目目標，而這代表了當時行業內的最高規模。
接下來的一年國家啟動離網應用，光伏產業迎來了一輪發展的機會。2002年發改委推出西部五省份無電鄉通電工程，投資將近20億給每家每戶建自用電的小太陽能電站。但這一次利好并未持續太久，由于多種原因，2003年被終止。
中國的光伏產業也隨之進入了一個無比寒冷的冬天。“2003年的冬天要比今天寒冷十倍。那時候國內外一點應用都沒有，看不到方向，公司相繼倒閉，英利兩個月沒發工資，再沒有訂單光伏業就要消失了。”對于那場噩夢，蘇維利記憶猶新。
2004年5月，翻身的機會出現，英利拿到了來自德國的第一份訂單。2002年德國制定可再生能源法案，經過兩年的醞釀，德國市場開始正式啟動，訂單紛至沓來，產品供不應求，尚德、英利等企業就此開始擴產能、謀上市，之后的五年間光伏業出現瘋狂增長。
“當時海外開發一個項目，就會有不下于三家銀行和基金主動找上門給項目做投資，自然就造成了光伏熱。”在他看來，這與光伏的四大標志性屬性不無關系。第一，清潔能源概念，這是全球共同的熱點話題。第二，對G D P的拉動，光伏涉及資金額巨大，動輒銷售就可上百億，這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擋不住的誘惑。第三，出口創匯。第四，造富效應，施正榮的首富概念刺激了眾多民營企業家蜂擁到這一行業。
2009年金融危機的出現讓光伏的輝煌戛然而止。投資疲軟、信貸流動性不強，導致歐洲光伏市場萎縮，再加之國內產能過剩，光伏制造業步入了寒冬。
“從制造端而言沒有什么技術門檻，無論是尚德還是英利，都是從美日德購買設備然后獲得技術，自身沒有什么技術創新，出現產能過剩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蘇維利認為，正是由于這樣的冬天，才使得企業開始認真思考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務，就產業發展周期而言，光伏制造業進入了成熟競爭期。而新一輪的競爭將帶來更廣的應用和更低的成本，這對于整個中國光伏產業而言是春天的到來。
光伏萬科夢：資本聯姻產業
“左邊是產業競爭帶來的成本空間，右邊是中國金融資本的支持，這些都將是天華陽光在未來開拓市場的動力。”蘇維利向記者描繪了其“光伏萬科”的路線圖。
事實上，這一商業模式的嘗試從2005年就開始了。當時他從英利退出，創立了天華陽光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光伏產品的國際貿易并進入歐洲光伏電站終端市場的開發。
“光伏是一個能源行業，是一個以投資為基礎的行業，如果解決不了投資問題，就沒有這個行業，所以我這七年就堅持怎么解決終端電站投資問題。一個中國民營企業去海外做電站投資是比較新鮮的，把制造業的標簽撕了下來，改變了中國企業在國際業務中的形象，而且這種光伏電力投資的模式給外國人帶去了實際的利益，更容易讓他們接受。所以通過資本和產業相結合的業務模式，既輸出了資本和產品，同時也輸出了文化。”蘇維利分析稱。
基于這樣的思考，天華陽光將公司戰略定位為，引領中國優質服務向海外光伏終端市場邁進，協同中國資本向海外終端市場輸出，用全新的商業模式推動中國光伏制造業向終端市場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專門在舊金山和盧森堡分別建立了北美和歐洲項目投融資中心，組成了具有光伏背景和金融背景的專業化投融資團隊，為各個地區的光伏項目提供當地的融資服務，使投資者的資本金投入形成最佳投融資組合，從而大大降低投資風險。
2009年，蘇維利回國到銀行和企業游說，將中國的金融資本引到海外光伏市場。“新能源是一個良性資產，在歐洲都是10%以上的收益，而且還有國家保證，可以說是二級國債，這對于亟須消化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是不錯的投資選擇。”
在近兩年其他企業受行業拖累處于生死掙扎之時，天華陽光反而成為光伏產品成本不斷下降的直接受益者，利用全球資本運營模式，相繼斬獲國內外大型光伏電站項目大單。今年6月份，憑借穩定收益的電站項目、與國內光伏企業的合作，爭取到了國際資本，順利地完成了智利項目的融資，獲得300兆瓦光伏電站的開發權。在日本20多個地方也開始了光伏電站的運營建設。單個項目投資額分別達到6億日元以上。此外，10月份還獲得了國開行的百億授信。
“在技術創新方面，天華主要著眼于項目設計和系統運營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單個電池片的效率，就如同蓋樓一樣，比如樓蓋成什么樣子，怎么維護更科學，最終形成我們的經驗。”蘇維利介紹說。
據了解，目前天華陽光已在歐洲、亞洲、北美等十余個國家設立了控股子公司。
政策需細化：優化投資環境
新一輪技術革命漸行漸近，目前日本和美國的光伏技術已日漸完善成熟。
“現在中國的技術路線是有局限的，即使成本降到極限，在中國永遠無法達到平價。不到三五年，美日的技術規模化生產將對繼續采用舊技術的中國光伏產業產生摧古拉朽的沖擊力。”蘇維利判斷，在未來的三到五年，技術革新將帶來新一輪的行業發展高潮
他認為，中國光伏業應從簡單的加工制造銷售向投資、服務以及商業資源國際化轉變，發揮新能源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的作用。而政府要做的是站在更高層面上對行業、企業進行指導，而不是為瀕臨倒閉的企業買單。
“國內應用啟動、海外資本輸出，這兩個是政府應該思考的核心問題。目前國內政策不夠穩定和細化。比如，對于電量的收購沒有明確規定，與國外的全額收購不同，國內的實際情況是電網公司每個月給發電企業下發通知，確定下月收購的電量。這些都使得投資收益無法保證。”蘇維利建議，政府應建立投資可循環的政策體系。
他還大膽設想建立專門的可再生能源投資資金。與其地方政府給企業電價、土地、稅收補貼，倒不如給金融補貼。以國內一個省為例，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建立金融產品的方式，聯合當地可再生能源企業、耗能污染企業共同設立光伏發展基金，專項投資光伏電站項目建設。在持股比例中，政府完全可以做到量力而行，如在30億資金規模的盤子里持股10%，依據當前國內電站項目收益率6%-8%、海外電站項目12%-15%的行情，該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可達10%以上。政府不僅充分發揮政府指導職能的作用，也形成了當地環保型企業與污耗性企業一種良性互動關系。
“這樣的操作實際上是完成了一個產品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資源全球領域配置的過程。目前來看，不僅項目的商業化運作具有可行性，而且建立政府引導基金在國際上也是通行的、成立的。”蘇維利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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