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秀花魁折射“城市化商機”
特約撰稿／童大煥
央視創業真人選秀欄目《贏在中國》的首期節目已近尾聲，從12萬報名選手中過五關斬六將層層選拔、PK中脫穎而出的五位花魁已經產生，他們每人將分獲500萬元至1000萬元不等的國際風險投資，至于誰500萬誰1000萬，最終決定權掌握在場外觀眾投票手里。但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局已定、大勢已定。
雖然參與《贏在中國》的國內國際風險投資家最重要的任務是選人，選擇最適合做創業家、最有信托責任和社會責任感的人，但是選人并不與選項目相排斥。很難想象，一個卓越的創業人才，會選擇一個沒有任何投資前景的項目；更難想象這樣的選擇會得到風險投資家的青睞。由此，你不難發現，此次《贏在中國》五位花魁中，居然有兩位從事的都是國內勞務派遣的事業！這是偶然？似乎也是必然。早在2000年，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斷言：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進程兩件最深刻的事情：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另一是中國的城市化。而兩位花魁不約而同選擇勞務派遣項目折桂，吻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順應中國大時代發展的潮流和需要。這個浪潮，就是中國的城市化浪潮和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浪潮。
體察中國當下現實，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城市化特別是高密度城市化浪潮正以任何人、包括戶籍管制都無可阻擋的力量滾滾向前。清議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增長已開始進入第四個階段，全國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 1.5個百分點。進一步地分析我們還發現，高密度城市社會的到來跟鄉村自然資源短缺、小農經濟日落黃昏、城鄉發展不均衡、城市向鄉村的征地運動等高度相關，而我國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內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這幾個因素合力，加上過去半個多世紀城市化被人為延誤導致的“補課效應”，中國的城市化，確切地說是大城市化會來得特別迅猛。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
而人際關系內耗成本，不僅成為人生最重要的成本，而且嚴重影響人生的質量和自由、尊嚴。對于經濟與文化的關系，阿根廷的法學教授馬里亞諾·格龍多納曾有專論：經濟發展是一個文化過程，理由是短期的經濟行為可以由經濟邏輯來解釋，但長期的經濟行為靠經濟邏輯則無法給出答案，必須求助于文化邏輯。他認為，個人、家庭、民族、國家莫不如此。就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來說，長期賺錢的目的在于用貨幣來達到非貨幣的目的，如人們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長期經濟行為的目的在于當人們的衣食溫飽獲得基本滿足后，必須面對非貨幣的文化命題：幸福、自由、尊嚴、慈善等等。短期經濟行為使貨幣目的得以實現后，接著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經濟目的。文化價值觀最終決定經濟發展的程度。當然，非經濟目的并不是“反經濟”的，而是“親經濟”的。他指出，文化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指引作用，因此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歸因于其文化心態的指引。他的結論是：從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觀念上的某種特征，就可判斷其經濟發達的程度。只要具備了某些特征，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現在不發達，一段時間后就會發達起來。
而實證研究則可以給我們更直觀的數據：據聯合國統計，城市人口增長最快的是100萬人口以下、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我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我國是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發展最快。中國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昭然若揭。
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中，最大的革命和變化莫過于勞動力資源的迅速流動。遷徙自由不僅是基本人權，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美國，每年約有1／5的人口在搬遷，各類技術人才和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動，是美國能夠保持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地位的重要原因；在日本，這一比例是20％，法國、德國、瑞典等國家每年的人口遷移率也超過了10％，而中國目前伴隨著戶口流動的至今只有0.5％-3％。其中有幾個妨礙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原因：戶籍壁壘，勞動力素質跟不上變化的需要，流動人口的各項勞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這一切，都給了未來的國內民營勞務派遣機構以極為廣闊的創新和施展空間。比如：通過行業性的人力資源培訓，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整合、調配、派遣行業勞動力資源，有效解決底層勞動者勞動技能不足的問題；通過勞務派遣的形式，為新進入城市、受到公司系統培訓的農民和企業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切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解決零散的勞動者勞動權益保護不力的問題。不論何時何地，勞動力資源事實上都是世界上最為寶貴的財富資源。如何實現從人口包袱到人力資本的轉變，取決于我們的社會制度和企業制度創新。
普列漢諾夫曾說，一個人要想對社會有所貢獻，必須使他的才能比別人更適合時代的需要。《贏在中國》選秀花魁所折射的“城市化商機”則是一個生動的明證。無論國營或民營企業家都必須要有遠大的抱負和目光，懂得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大潮流，及時把握時代脈搏，才能順應時代需要，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時代弄潮兒。(作者系北京資深評論員，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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