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商人的“創業情結”
春節臨近，溫州的馬路變窄了，路上緩慢爬行的鐵皮殼子個個血統高貴，如同一場流動的名車秀。溫州的餐館變小了，大排檔都需要預訂座位。溫州的賓館變擠了，要想在黃昏以后預訂到房間需要憑借好運氣。今天游子歸鄉，而數日之后，這些讓溫州變窄、變小、變擠的人又將散如柳絮飛花，年復一年，他們留給這座城市的除了財富還有什么？
初二的清晨，顧甌文就會出現在新西蘭一座破舊寫字樓里，他在那里有半間辦公室，另外半間屬于一個姓李的福建人，兩人相處得并不愉快，他懷疑對方經常偷拿廁紙。當然，這些事他不會告訴自己的母親，頭發依然烏黑的老太太正興致勃勃地和兒媳婦談論基金。6歲的胖兒子在專心致志地對付餐桌上的螃蟹，春節后他將和父母分離，呆在溫州直到小學畢業。小家伙會說英語和簡單的普通話，與只說溫州話的奶奶交流起來有些困難。
顧和妻子每年大概回國一次，住上一周。他無所謂地說，“來就來，走就走，我爸爸當年就是這樣，周圍的朋友也是這樣，家人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妥。”據顧說，溫州有很多專門的學校接收父母在海外、與祖輩共同生活的孩子，“走進去如同進了聯合國。”
在海外想不遇到溫州老鄉才難，但從未有“兩眼淚汪汪”的相逢場面，而告別時也沒有傷感。并不是因為如今通訊發達、交通快捷，解放之前溫州人就將漂洋過海謀生視為尋常事。顧甌文講了一個他祖父的段子，祖父二十出頭時，有一天清晨出門，和正在補漁網的老婆打了招呼，“去南洋了。”半年后回來，一進門問老婆“網好了”？就如同去了趟鄰居家。
沒有鄉愁的溫州人卻最重鄉情，只是不會用憂郁的感覺承載。溫州作家白暉華曾著書《其實你不懂溫州人》，他說“溫州的男人不浪漫”，男人不浪漫，女人也就剛柔并濟，總之，“溫州人做事不會‘溫吞湯里煨牛肉’(溫州話)，而是一上鍋就爆炒。”
溫州人并非不重視形式感。尤其是從海外歸來，通常會衣著鮮亮，精神抖擻。
“溫州人特別重面子，衣錦還鄉的觀念很重。”但其實“大多數人在海外生存狀況可能很艱難”，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感嘆。在芬蘭，他見到了幾位剛因俄羅斯零售法案影響而轉移過去的溫州僑商，他們感覺在俄羅斯待了幾年，大錢還沒賺到，如果回溫州就顏面掃地，一定要重新找一個生存的地方。有人說，“熬也要熬上10年再回去。”
“溫州商人”的概念實際上正在分層，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也出現了兩種類型，他們的成功靠的都是溫州人著名的“四千精神”：跨過千山萬水、道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把溫州的產品千方百計銷售出去。但老一代溫商精明、堅韌、勤奮，卻是“裝在圈子里的人”。在海外，溫州話是識別他們的標志，他們很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大多數人本身也不愿意做這樣的嘗試。
然而，那些年齡在40歲上下的溫商，讀書未必很多，觀念卻更開放、靈活。眼鏡商人杜寅勇去巴黎之前，先了解巴黎有幾個區，每個區的商業特點是什么。法國地鐵系統非常復雜，他在車上看見中國人就打招呼，詢問如何換乘方便，如何買票便宜，一句法語不會，居然在巴黎從未迷路。他在法國和西班牙開店雇傭的也都是當地人，“因為他們更了解當地的流行趨勢和市場狀況。”
還有一種類型的溫商正在崛起，他們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第二代，父輩曾不惜代價送他們在海外留學，現在他們彼此間的觀念沖突也日漸凸現。“一方是‘泥腿子上田’，靠經驗決策，一方受過正規的MBA教育，滿腦子國際市場規律，信賴成本更低廉的電子商務，不用辛辛苦苦地漂洋過海。他們之間怎么能不發生沖突呢？”周德文說。
沖突的結局往往是父輩淡出。近來溫州有一家著名家族企業完成了交接班，父親狠下心把企業交給從悉尼大學畢業的兒子，自己跑到澳大利亞開礦去了，眼不見心不煩。
更顯著的區別在生活方式上，父親們依舊勤儉節約，兒子則鐘愛奢侈品，可能一條皮帶的花銷差不多相當于老爸一生在衣服上的全部投資。
“等到第二代開始真正接班，‘溫州商人’的概念也就將消失了。”白暉華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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