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家嚴控工業用地的規模，最近上海、蘇州等許多外商投資集中的地區開始注意騰籠換鳥，也就是讓一些他們不很中意（技術不夠先進、污染較大等）的外商撤離，為招納新的投資者提供空間。
這種行為從單向角度而言似乎合理，但如果站在雙向的角度則涉及：廢棄了當初招商時的承諾及雙方的協約；特別容易在投資者中形成不誠信的行政形象；如果投資者堅持不挪地兒就出損招，負面口碑真是何以堪；僅僅站在技術升級及產業優化角度考慮騰籠換鳥，未充分考慮我們需要消化大量的低端勞動力這種實際情況，在“產業升級但需擴大社保負擔”和“產業二元化而自然實現產業與就業的平衡”兩個模式間，缺乏均衡考慮。
我國在過去多年中發展了大量開發區，除了占用大量耕地且重復建設，開發區在避開原有低效率體制，發展相對集中的新產業機制上，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一定程度上中國的高效經濟正是以產業園區經濟為核心的。但是，產業園區有大有小，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產業園的規模、水平及發展能力差距甚大，在純行政機制下產業園區呈現純競爭化的發展。
但在今天的格局下，尤其是許多發達地區的開發區需要騰籠換鳥時，我認為存在著某種將產業資源商業化整合的機會，即發達地區的開發區可以以管理承包、參股、聯營的方式，整合參與更多周邊、內地甚至落后地區的開發區中去，對自己所擁有的投資資源，按照這些不同類型的開發區，給予整體性的合理規劃，并使園區企業又能在整體上享受某些整合來源地所擁有的政策支持。
用這種方式，發達地區的信息、投資、管理經驗優勢，與其他地區的土地、勞動力、政策優惠，就變成了可以互補的組合資源，假以時日，更為均衡的多元化產業分布自然可以實現，并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多個跨地區、跨行業的投資管理集團的品牌，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已有先例。它們本身就具有更強的商業價值，同時未來也不排除有能力跨出國門，去整體整合境外某個區域開發區的發展。這樣，又可有力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新的支持與新的服務方式。
當然，這種思路需要在打破過往的行政區劃管理思想方面比較大膽，而且需更明確的管理經營思想。但是，高水平投資服務及系統的投資招引，是投資者與投資區域共同尋求的東西。因此，進行這樣的工作可為多方創造價值，同時為國家經濟注入更多的內部優化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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