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馮軍靠自己摸索學習創出了“愛國者”這個品牌，而如今的青年創業者們已經有了更好的導師在引領。
每天前往辦公室的途中，柳傳志總是會經過北京高校最密集的地區，日復一日，他不斷看到一張張稚嫩的臉上掛著對未來的憧憬和迷茫。
全國每年有幾百萬大學畢業生面臨找工作的難題，另外還有1800萬就業困難群體，他們中很多人選擇了創業。在北京中關村這片創業者的熱土上，有成千上萬的企業誕生，也有成千上萬的企業消失。
美國摩立特咨詢公司曾在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做了一個關于創業狀況的調查，中國有75%的人有創業的意愿，然而中國自主創業的存活率只有3%～4%。
和柳傳志創辦聯想的時候相比，現在的創業環境無疑好了很多，但是懷揣創業夢想的青年們在他們通往理想國的路途中似乎還缺少了一些什么。
讀書、上MBA班、上商業班去學習都不如有一個導師在邊上幫助、輔導你，關鍵的時候給你一點經驗。
從柳傳志、馬云(微博)，再到李彥宏
創業的體制藩籬被沖破
與青年人談創業，柳傳志從不避諱自己剛剛下海時“被騙”的糗事。
1984年，他們這支11人的團隊剛開始創業不久，那時候中科院計算所給他們投資了20萬元，但不到幾個月就被人騙走了14萬。更為悲慘的一次是從科學院借的300萬元被人悉數騙走，錢后來雖然被追回來了，然而被騙所造成的對創業的恐懼一直縈繞在心頭，成為柳傳志創業中最痛苦的事情。
分析原因，柳傳志認為一是缺乏經驗，二是當時沒有規范運作的商業環境。
盡管如今的聯想已是國際化的科技企業，但回想當年，柳傳志仍然對那時創業環境的艱難而心生慨嘆。
在計劃經濟時代，柳傳志的創業遇到的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們是計劃外的企業，沒有生產批文。一群人經過幾番思量，最終想出的辦法是“曲線救國”。柳傳志通過上級單位中國科學院拿到了幾個多次往返香港的通行證，然后在香港與人投資合辦生產企業，生產計算機主板。
機會出現在一次國外的展會上，恰逢國家電子工業部的負責人到國外參觀展會，完全沒有想到居然看到一個所有人都說著標準普通話的“香港企業”。因為這個機會，柳傳志才最終拿到了國內生產批文，也才有了之后的聯想品牌。
就在柳傳志“曲線救國”的12年后，滿懷創業激情的馬云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而且這一次來勢洶洶，裹挾著失敗的颶風。
1996年，為了讓一手創辦的“中國黃頁”繼續生存下去，馬云無奈地選擇與杭州電信合作。中國黃頁將資產折合成60萬元人民幣，占30%的股份。然而，不久雙方的合作就出現了問題。電信方面急于贏利，馬云則認為做公司猶如養孩子，不能讓三歲的孩子就出門賺錢。分歧越來越嚴重，馬云不得不放棄這家公司，悄然離去。
第二次創業是掛在對外經貿部下設的一家公司，政府的體制牽絆和公司的市場化運作相互碰撞，只能造成不清不楚的尷尬境地。
馬云人生中頗具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就是在這樣的痛苦掙扎與內心拷問中做出的。最終，他選擇了南歸，選擇了中小企業最為集中的浙江，創辦了阿里巴巴(微博)。
而到了李彥宏的時代，市場已經處于完全自由競爭的態勢。“百度從一開始就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依照高科技創業企業的模型來建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今天。”
如此單純的經歷，可能是柳傳志們從來不曾想到過的。或者可以說，李彥宏這一代企業家，以及他之后的企業家們是幸運的，社會越來越公平，付出就會有回報，而這也正是一個正常、合理的市場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效應。
百度從一開始就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依照高科技創業企業的模型來建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今天。
站在更多成功者肩上
后來者能看得更高更遠
1992年，馮軍從清華大學畢業后，砸了自己的鐵飯碗，從賣機箱、鍵盤開始，開啟了在中關村的創業夢，人稱“馮五塊”。2003年，國內移動存儲市場上，愛國者品牌首次打敗老牌廠商三星，市場占有率排到了第一。
從小太陽到愛國者，熟悉的人都知道，馮軍是在學柳傳志，走貿工技的道路。馮軍自己也毫不諱言，華旗前十年的目標之一就是學聯想。柳傳志是中關村的教父，也是華旗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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