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像冰激凌和美酒一樣，“精神變態”一旦過了頭，則就會適得其反。那些看起來“一切正常”的精神變態者里面，總會出現幾個連環殺手。但是什么造就了這兩種不同的“精神變態者”呢？原因很復雜，但可歸結為是自我控制和社會方面的因素。達頓在書中寫道：“精神變態者的命運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遺傳基因、家庭背景、教育水平、智商和機遇。”
那么，撇開謀殺和其他暴力行為不談，我們若要取得成功，是否也該發展些精神變態類的性格特征呢？不一定，但達頓的確也總結了幾種個性，供希望生活變得更輕松一點的正常人選擇。這幾種個性包括意志力、注意力和專注力。達頓注意到，認知行為診療師們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幫助患者培養這樣的品質，而佛教徒在這方面的訓練歷史則更為久遠。
達頓是講故事的高手，他可以把一個原本干枯無聊的心理學研究講述得十分生動有趣。但偶爾有些地方也是生動過頭了，比如：“換句話說，瘋癲的神經巨浪不會像天塌了一般沖刷著理性邏輯那晶瑩剔透的海岸。”嗯，請問，您到底想說什么？
達頓談到心理學以外的領域時，論證就不那么嚴密了。他在書中某處提到，這些精神錯亂的性格特征和如今的商業世界特別具有相關性，并聲稱：“與其他時代不同的是，新千年之后，公司犯罪才開始變得空前猖獗起來。”
就我們所知，他或許是對的。但在他所做的這個巨大假設的背后，卻沒有任何的數據或是研究結果來支持，所以讀者還是不明所以。誠然，大蕭條所帶來的種種創傷還歷歷在目，至今仍不斷爆出的公司丑聞和CEO下臺。另外在次貸危機愈演愈烈時許多臭名昭著的藝人不但逃脫懲罰，有些反而還獲利不菲。這些都是事實，然而，高管人員精神方面的性格與公司犯罪之間并無確鑿的數據關聯。我們只能說，有關公司犯罪報道增多的原因，是新聞業的孜孜不倦地挖掘黑幕、是公司雇員人數的增長也是商業道德的日益受重視的結果。
無論如何，達頓的觀點沒錯。如今，隨著勞動力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美國面臨“財政懸崖”以及歐洲經濟前景的不明朗，身處職場也越來越像“如臨深淵”。處在這樣一個世界，唯有精神些許變態的人才能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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