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們即將看到這樣一群人——
他們是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甘肅大禹節水集團董事長王棟……這34位十八大代表的另一個身份是，“民營企業家”。近年來，隨著非公經濟在經濟全局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這個領域越來越多的佼佼者出現在5年一度的黨的盛會上。
他們與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金融系統的高管一起，組成了一個業績優秀、道德優良、信仰堅定的“紅色企業家”方陣。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的不完全統計，經選舉誕生的2270名黨代表中，有145位企業負責人代表，其中111位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金融系統、34位來自各省市的民營企業單位(不包括一線工人代表)。這些“紅色企業家”將成為未來影響中國經濟決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十八大召開前夕，十八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還要對所有代表進行資格審查，確定最終的代表名單。
通過最后資格審查的代表，將在這個初冬走進人民大會堂行使他們的權利，包括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和中紀委報告，討論和決定黨內的重大問題，選舉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內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下稱“黨章”)等。
從央企高管到中央委員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資料顯示，中央企業系統(在京)選舉出來52名十八大代表，比十七大再增5人。其中，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中海油董事長王宜林、國電集團黨組書記喬保平、華電集團黨組書記李慶奎、華能集團總經理曹培璽、神華集團董事長張喜武、中國化工集團總經理任建新、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劉振亞等來自石油、電力、煤炭、化工能源領域的代表達到14名，超過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總數的1/4。
約111位代表來自國企、國有金融機構
據《中國經濟周刊》不完全統計，加上從地方選舉出來的央企系統十八大代表，包括主要負責人代表和一線工人代表，整個中央企業系統(在京及地方)產生的十八大代表總規模逾百人，這將是影響中國未來5年經濟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消息，中央金融系統共選舉產生42名十八大代表。其中，四大國有銀行的負責人——來自中國銀行的董事長肖鋼、行長李禮輝 ，來自工商銀行的董事長姜建清、行長楊凱生，來自建設銀行的董事長王洪章、行長張建國，來自農業銀行的董事長蔣超良、行長張云全部當選。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的不完全統計，約有111位來自中央或地方國有企業及金融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代表參加黨的十八大。
毫無疑問，對于國企、國有金融機構的負責人而言，當選黨代表成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榮耀之一，同時也是對其職業生涯的肯定。而他們中的佼佼者，還有可能“更進一步”。
按照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2002年舉行的黨的十六大選出中央委員198名，中央候補委員158名。其中，20位來自大型央企、金融機構和地方國企的負責人成為中央候補委員，而時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的張慶偉，和時任中石化總經理、黨組書記的李毅中當選中央委員。
2007年舉行的黨的十七大選出中央委員204名，中央候補委員167名，同樣有20位中央候補委員來自大型央企、金融機構和地方國企。時任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張慶偉，和原中國核工業總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則當選中央委員。
1961年出生的張慶偉連任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如今已成為河北省省長。而遺憾的是，康日新因嚴重違紀， 在2010年10月黨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后終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從央企高管向高級官員轉型的不止張慶偉一人。現任福建省省長的蘇樹林，2002年就以央企中石油副總經理的身份入選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屆連任。
“更進一步”與企業地位有關
據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介紹，央企負責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歷史沿革。國資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或國家部委直屬的企業、事業單位。例如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前身是國家核工業部，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前身是第六機械工業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前身是航空航天工業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業部等。
“原來的這些部長都是正部級、中央委員，后來轉變為央企之后，雖說取消了行政級別，但仍享有部級或副部級待遇，經營的資產也相當龐大，旗下的員工上百萬，掌握著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是民營企業無法比擬的。”
自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之后，國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現出了較強的盈利能力，利潤水平從2002年的2405億元增至2010年的8489億元。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很多已躋身世界500強，成為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張希賢分析，這是央企高管進入權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礎。
“在選拔的時候，基本上是根據這些人所在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大多數時候，企業負責人在黨內擔任職務的大小是與企業本身的重要性直接關聯的。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微博）說。
“這在黨內也曾引起過爭論。”張希賢說，這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高薪和掌權兩者是否應該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還應入選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根據國資委公布的數據，目前中央企業一把手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平均是稅前58萬元。相比同級別的政府官員，這個收入要高出許多來。
此外，一些地方大國企的負責人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連任十六屆、十七屆兩屆中央候補委員，春蘭集團首席執行官陶建幸亦曾連任中共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這兩人均來自中國近年來發展最快、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家用電器企業。
不過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擔任中央候補委員或中央委員。
民企的紅色簡史
據公開報道，中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對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選人資格由全國工商聯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開的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梁穩根作為湖南省唯一的企業代表受邀參加，受到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接見。
多年以來，這位民營企業老板對中共表現出了極高的熱忱。2004年入黨之后，梁穩根發出感慨稱：把黨的事業和三一事業融為了一體，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他的辦公室設在三一集團的“黨委樓”里，作為湖南省黨員人數最多的民營企業，三一集團共有黨員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黨員，下設59個黨支部。據稱，在集團中高層的會議上，梁穩根遇見新面孔便會問：你是共產黨員嗎？
歷屆黨代會上，來自民營企業的黨代表，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甚或有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可能，有賴于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企業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這是莫大的光榮！”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興奮地說。他曾經是十七大代表，再次當選，“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也很激動，內心充滿期待。這是他第一次成為黨代表。他的父親、中國新農村建設最杰出的帶頭人、江蘇省華西村前黨委書記吳仁寶多次當選黨代表。如今，吳協恩接過了衣缽。
在興奮與激動之余，周海江、吳協恩都感覺責任更大了。他們很珍惜這難得的榮耀。
從7個到34個
曾經，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的民營經濟非常疲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民營經濟得以復蘇并逐步發展。
更大的轉變發生在1992年。是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非公經濟在中國蓬勃發展，并在國民經濟全局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也漸漸地激發了民營企業家們參政議政的熱情，他們參與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并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然而，“黨內關于民營企業家能不能入黨、能不能讓他們成為紅色商人的問題，始終帶有一種左的傾向，認為他們帶有剝削階級的嫌疑。”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說，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間，中國共產黨才提出了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黨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和認識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民營企業主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承認了他們勞動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黨章作出修改，把黨章中黨員發展對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雖未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但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民營企業主成為六大新社會階層之一。
而正是在這次大會上，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重慶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董事長劉思榮等7位民營企業家，在黨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這一社會新階層的先進分子率先亮相。
這在當時，曾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議論。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信號，執政黨對民營經濟的態度越來越開明和開放。外媒評論：中國義無反顧走向“富強”。
在中央政策的鼓勵下，民營企業老板們的入黨熱情進一步釋放。雖然仍較發展一般的黨員嚴格，但各級黨委對優秀的老板入黨問題的態度日漸開放。根據張希賢的估算，在現有的企業家黨員中，接近一半的人在發跡之前已經是黨員，這批人大多數從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下海。
“入黨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對此鍥而不舍。最終，他在200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中央發展黨員工作會議，要求廣泛吸收非公企業主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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