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到處都活躍著猶太人的身影，比如1616年波蘭王室的土地半數以上都由猶太人經營，僅在貴族奧斯特羅茲斯基家族莊園里就有4000名猶太人承租者。這樣三角形的階級構成恰好也就是波蘭民族的構成：波蘭人是上層，哥薩克與烏克蘭農民是下層，猶太人成為中間階層。烏克蘭的農民與哥薩克直接面對的并不是波蘭貴族，而是作為他們代理的猶太人。從此，烏克蘭人與猶太人之間世代的恩怨糾葛就這樣埋下了，因為烏克蘭的民族矛盾同時也是階級矛盾。
無可奈何的猶太人被波蘭貴族打造成了“二地主”。他們必須調動一切智慧為貴族管家、放債、收租，還要包攬各種管理和經營領域。本來這種直接的利害沖突是貴族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猶太人成為“二地主”就必然招來哥薩克與烏克蘭農民的怨恨。另外，具有生意頭腦的猶太人還從主人那里取得了所有賺錢的營生，包括典當行、谷物、牲畜的買賣，經營釀酒作坊、制煙作坊，酒館、磨房、商業運輸的專營權等等。
希臘人說：猶太人破產后仔細檢查自己的帳目。
匈牙利人說：猶太人的上帝是財神。
意大利人說：猶太人進市場如魚得水。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說：記住，有錢的地方就有猶太人。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說：對猶太人來說金錢是惟一的陽光，他照到哪里哪里亮。
塔木德說：《圣經》發射光明，金錢散發溫暖；沒有面粉、就沒有圣經；身體依靠心臟而生存，而心臟則依靠錢包而生存。由此看來金錢是一種偉大的力量，而更加偉大的是駕御金錢的力量。
猶太商人做買賣，是以現金為標準的，不愿意放賬。他們對貿易伙伴的信譽評估，首先考慮他的公司值多少錢，他的財產可換成多少現金。然后在此基礎上與其做買賣或確定價格條款。他們認為，世事多變，禍福相依，一旦發生天災人禍，除了現金鈔票外，別無他物可以立即東山再起。猶太人的現金主義，也許與他們長期以來遭受迫害和排擠有關。他們在許多國家多次遭受排猶，每次排猶運動都遭到財產沒收，能逃生者不外有現金在手。這種歷史教訓使他們形成了現金的觀念。事實上在當今的貿易中，現金仍是十分重要的，瞬息萬變的市場中，風險潛伏在各種買賣活動中，如果忽略了現金主義，往往會導致血本無歸。
三、馬克思故鄉的猶太人如何生存發展？
特利爾城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從東歐波西米亞遷居而來（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根據史料記載4世紀，猶太人在羅馬統治時期就已經以“猶太人聚集地”的方式生活在德語區了，而那個時候還沒有德國這個概念。當時的猶太人“聚集地”是四面高墻，晚間大門上鎖，這種情況大約延續了400年之久。在大多數基督徒眼中，定居德國的猶太人是惡魔，是災難的象征，是大災星。在歐洲許多地方，猶太人如果離開其“聚集地”就無安全可言了。雖然有些聰明的猶太人也會在白天到聚集地之外打工賺錢，但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交往卻都局限在聚集地之內。猶太人的社區是與世隔離并且自理其政的實體，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稅收。聚集地的生活方式也排除了歐洲猶太人從事農業的可能性。
中世紀的基督教規定，猶太人必須在帽子上和衣服上縫制一個記號，有了身份識別的記號，猶太人就更容易遭受攻擊和勒索。基督教對猶太人懲罰措施包括：燒毀猶太教堂、學校，用土掩埋沒有燒完的東西，不要留下一磚一石，讓人想起這些建筑曾經存在。搗毀他們的房屋，讓他們去住牲口棚，讓他們明白猶太人不是國家的主人。給他們受苦，褫奪他們的自由，沒收他們的經卷，關閉他們的學校，禁止他們旅行和貿易。把他們的財產充公，因為他們所有的財富都是放高利貸盤剝我們而來。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猶太人所到之處，都激活了一個社區的經濟生活或者繁榮了一座城市的商業經濟，給定居地帶來了繁榮。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長官，許多地方都樂于給猶太商人提供專門保護。但是這種保護，完全取決于地方市鎮官員的一念之差。
到了17世紀初，歷經30年宗教戰爭蹂躪后的德國百業凋零，猶太人因其跨國的聯系和融資方面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德國經濟復蘇的希望。為了振興經濟，許多小公國紛紛推出類似當今澳大利亞的投資移民政策，各地領主熱烈歡迎猶太人前來定居。猶太人由此獲得購置地產和公開崇拜的權利，一些能力非凡的猶太人甚至入閣，參與公國的財政管理。甚至德國上流社會也逐漸開始接納猶太人。例如，“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形容猶太顧問是貴族們的“秘密武器”。1859年，俾斯麥雇用了一位猶太銀行家布萊西羅德作為他投資和金融方面的顧問。俾斯麥的財富在布萊西羅德打理的近30年里，保持了年均10%的復合增長，而俾斯麥每年都將利潤抽走，用于購買土地和森林。土地和森林就像銀行一樣提供穩定恒久的回報。他的算盤是：土地隨人口的增長，每年約增值2%；木材價格每年漲2.75%，合計4.75%；再加上森林每年的自然生長。這個收益就是無風險的收益。事實證明，雖然在后來的50年德國經歷了戰亂、通脹和蕭條，但俾斯麥的森林和土地卻一直穩定增值。可見，猶太銀行家的投資策略具有高度的前瞻和預見性。
但即使在最有教養的精英層，寬容接納猶太人的良好意愿也經不起考驗。德法戰爭時期，拿破倫受到德國基督教愛國主義的激烈抵抗，夾縫中的猶太人，又成了替罪羊。19世紀初德國經濟以農業為，除了當小商販以外，猶太人還經營糧食和牲口，青黃不接的時候，德國農民只好向他們借貸熬過嚴冬。可是借貸人通常不會感激債主，社會失控時還會把債主當成泄憤的對像。1819年在萊茵河流域和德國各地爆發針對猶太人的騷亂。19世紀下半葉德國高速工業化進程，引發社會動蕩，與小城鎮守舊的德國人相比，猶太人很快適應了大都市的新形勢。農村農民破產后，甩出的勞動力進入了主要由猶太人掌控的城市紡織業和成衣業，供大于求背景下，紡織業工人的工資越壓越低。從此，猶太業主背上了剝削的罵名，柏林、法蘭克福、維也納等城市，遍地開花的猶太銀行和投資公司的經營更是給他們帶來致命的后果。1873年，猶太鐵路大亨和一群小猶太投機家們哄抬起來的股價破滅，一跌到底。股市崩潰后的整個德國社會，在對猶太投機家的憤怒聲討中形成了現代反猶的浪潮，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的惡果從這時起被悄悄地種下。
猶太人像夏洛克那樣窮兇極惡硬要從人身上割一磅肉的猶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1873年股市惡夢隨后的幾年里，德國知識界興起的反猶種族言論。許多社會名流的講演和論文中攻擊猶太人，把他們視作德國社會中永遠的異化因素，是病毒根源，時刻威脅著德國文化活潑的生命力。德國知識分子還用人類學、生物學、心理學、神學術語將猶太人的惡魔形象包裝一新，此舉大大強化了民眾的反猶傾向，對反猶蔓延起到了引導作用。此時，猶太人在德國已經沒有立足之地，大批德國猶太人涌向美國。
到19世紀中期，猶太人已被接納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多數是來自德國猶太人。他們資金微薄，也沒有什么技能，他們只能四處沿街叫賣，依靠小本經營。當時，在所有來美國的拓荒者身上平均攜帶了20美元，而在猶太人身上平均下來只有9美元。即使是最富有的猶太人，當時身上也不過30美元。歷史學家描繪出了猶太人當年起家的狀況：“一個裝備齊全的叫賣小販，需要10美元的總投資：5美元辦個執照，1美元買個籃子，剩下的用來買貨。為數不少的人，往往為了逃避第一筆開銷，而盡量地壓縮最后一筆支出。”由此可以想像猶太人當年的窘狀。然而，在不過二年的時間里，許多猶太人就從難民身份，變成了富有的中產階級。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僅紐約一地就有50多座猶太教堂，還有不勝枚舉的猶太人市民團體和慈善組織。德國猶太人不僅在自己的社區里表現積極，而且作為商人和銀行家，也活躍于美國社會各界。1860年一共有374家猶太人的公司具有商業信譽，到1870年，這樣的猶太人創辦的公司則增加到1714家。到了后來，這里面竟然出現了聲名遠揚的全球富豪。例如梅西百貨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以及像《紐約時報》這樣龐大的新聞機構。美國《幸福》雜志這樣寫到：“當猶太人已經成為歐洲商人和美國金融家的時候，這些人還在揮劍扶鋤。”
2012年12月7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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