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行政部門對有關行政許可的法律、法規肆意曲解，也扭曲了相關的行政許可制度。例如，2004年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不予受理案，被告在解釋商標法實施條例規定的“商標代理組織”時，將律師事務所排除在外。
這一案例說明，行政訴訟可以在一定程度遏制非法的“行政許可”，在歐美國家，司法審查制度成為清掃非法行政許可的重要工具，但是，我國缺乏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因此缺乏制度的制衡，只能依賴周期式運動式的對法規規章的清理。
一些行政許可是基于部門“逃避責任”的本位主義思想而設立的，影響相關產業發展，如直銷與傳銷的行政立法。該立法將多層次直銷都定義為傳銷，所以，將惡性的傳銷附帶良性的多層次直銷也一網打盡，予以禁止和扼殺了。這種簡單的立法技術之所以被采納，因為它滿足了監管者的要求，作為官僚層級體系中的一個部門，監管者思考問題的邏輯是：我所需要的管制方法首先要保證在我的責任范圍內不出亂子，至于此種管制方法是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并非首要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從事多層次直銷的企業在2000家以上，從業人員數百萬人，粗獷嚴厲的管制遏止這個新興產業，它可能涉及潛在的分散的數百萬的從業人員的就業問題，這是我們所要付出的巨大的隱蔽的社會成本。
3月14日，國務院公布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李克強總理最新講話后，反應最快的是工商部門，因為工商部門是站在“風口浪尖”上，但是，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問題不在“風口浪尖”上，而是在“深海”里。
民眾與企業對國務院的真正期望是：“向市場放權，就要放大權，恒放權；要為企業松綁，就要松大綁，恒松綁。”而要達此目標，我們需要一次大規模的對法律法規的清理，我國在加入WTO前，曾清理法律法規與規章上千部。現在，我們面臨同樣的任務，所以，不能僅僅是國務院在戰斗，因為新一屆政府應當擔負的重任，不是簡單削減1700項行政審批中的三分之一，而應是一個更宏大的制度的設計與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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