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今明兩年會否發生債務危機，最近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
一個國家的債務，大體可以分為這么三類：一是公共債務，二是企業債務，三是居民債務。債務危機的發生，具體也就發生在這三類之中；無論哪類債務危機，都有可能引發全面的債務危機甚至經濟危機。
美國債務危機起始于次貸危機，屬居民債務危機率先爆發。為防止次貸危機導致經濟崩潰，美國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結果財政狀況持續惡化，轉變為越來越重的公共債務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則起始于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屬公共債務危機率先爆發。危機爆發后，整個歐盟有超過 2600萬人失業，在希臘、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部分地區，年輕人失業率高達 50%。
當代經濟，絕無隔洋觀火之慶幸，更何況當前中國尚屬出口主導型經濟體。在美、歐債務危機越演越烈之后，中國首當其沖遭遇牽連的，當屬企業債務危機。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嚴重沖擊到中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型企業。“禍不單行”的是， 2008年 6月 7日，央行又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1個百分點。許多企業的資金鏈，更加趨向斷裂邊緣，企業債務危機一觸即發。
這種情況下，“抱團取暖”成為這些企業迫不得已的應對舉措。所謂“抱團取暖”，是指企業之間以互保、聯保方式來提高資信，以便逆勢爭取資金、保證現金流，而采取的一種非常措施。
第一波企業債務危機，就這樣先被企業自救式的“抱團取暖”抵擋了一陣，然后，才最終被“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萬億元投資所化解。當然，伴隨著4萬億元投資，是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興起。
第二波企業債務危機，遠比第一波危機來勢兇猛。2011年，素有民間資本“晴雨表”之稱的溫州，曾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企業債務危機。在中央高度重視和浙江省、溫州市采取“政銀聯手化解”的斷然措施后，才得以安然渡過。
如溫州這樣暴風驟雨般發生的企業債務危機，在中國大地上其實并非個案，只是由于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這些債務危機最終沒有蔓延而已。因此，債務危機距離中國并不遙遠，甚至可說是近在眼前就在身邊。
對企業債務問題，不少學者持有警惕。譬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2012年5月17日曾說，盡管中國債務占 GDP比重為168.9%，處于一個健康范圍之內，但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達105 .4%，在所研究的20多個國家中是最高的，直逼陷入深度危機的國家。
李揚認為，企業負債過多，如果經濟能夠平穩且在高增長的軌道上運行，就不會出現問題，但如果經濟出現波動下滑，企業或現償債困難，將會導致銀行不良資產出現問題，從而牽扯到整個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
無獨有偶，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亦稱，當一個國家企業負債超過GDP的90%時，就會拖累經濟增長。而據渣打集團分析師估計，截至2012年底，中國企業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128 %，較2009年底的101%有所上升。
值得警惕的是，在企業債務風險節節上升的同時，地方債務風險也在迅速攀升。3月1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就“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關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目前約20 %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無償付能力。
融資平臺正常運轉前提是土地價格保持穩定（升值），而土地價格保持穩定（升值）的前提，則是經濟平穩增長和貨幣政策適度寬松。一旦經濟波動或貨幣收緊，融資平臺風險就會暴露。
2013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預期增長 13%，也就意味貨幣政策可能轉向中性或適度從緊，如果再遭遇如 2008年、 2011年那樣實體經濟下滑，地方債務危機和企業債務危機，就可能會“雙碰頭”。
在關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中止惡化、美國“財政懸崖”能否避免的同時，對我們自己的債務風險恐怕也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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