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鄉居民收入數據所衡量出來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方法存在的問題不能忽視。現行統計方法是把在城市居住六個月以上者計為城鎮居民，而且收入統計既不考慮人們享用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服務的差別，也不反映城鄉物價指數和生活成本的差異。簡單的貨幣統計和居民范圍界定，給出的指標可能說明不了問題的真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幅提高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引起全社會關注。國內學者的研究，一般是從城鄉、群體、行業、地區等數據對比揭示居民收入差距，例如反映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１９７８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為２．６∶１，２０１０年為３．２３∶１。在城鎮內部，按照所披露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數據，我國城鎮居民中最高（１０％）收入戶與最低（１０％）收入戶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３．７８倍擴大到９．１８倍；農村這兩大群體的收入差距，２００９年也高達７．５３倍，群體收入差距在擴大。行業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類似的趨勢。實際上，以城鄉居民收入數據所衡量出來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方法存在的問題不能忽視。現行統計方法是把在城市居住６個月以上者計為城鎮居民，而且收入統計既不考慮人們享用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服務的差別，也不反映城鄉物價指數和生活成本的差異。簡單的貨幣統計和居民范圍界定，給出的指標可能說明不了問題的真相。本文嘗試從制度經濟學出發，探討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問題。
一、收入與財富分配的制度經濟學含義
用制度經濟學觀點看待收入與財富分配，可以從三方面把握。
第一，收入和財富，本質上是一種對社會總產品行使永久支配權的大小。收入或者財富可以定義為，在一定社會認可下，行為主體所擁有的可以貨幣衡量的永久支配權。一個人的財富或收入，不能僅僅以某種貨幣絕對數來衡量，也不能以某項房產或金銀財寶衡量，而應以從其在社會總產品中支配權的份額衡量。這種思想從產權經濟學家阿爾欽、德姆塞茨和福利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等人都可以得到啟發，更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財富與收入的分配本質上屬于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思想。
與收入統計數據相比，用權利的貨幣份額所表示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對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具有更高的解釋力。比如，用基尼系數衡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收入分配要均等得多，似乎當年的收入分配比現在要好。但這一數據并沒有隱含關于權利的含義。其實，當年在城鄉居民之間、干部與群眾之間、工人與農民之間，基于身份界定和行為限制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要大得多。
第二，分配制度的效率取決于財富和收入分配與風險的對應程度，一個有效率的分配制度，要做到行動主體獲得財富或收入的多少與其所承擔的風險成正比。一般而言，人們獲得收入無非分為風險報酬和無風險報酬兩種。當然這種風險是指富蘭克·奈特的克服“不確定性”意義上的風險，也包括熊彼特“創新”意義上的風險，但肯定不能包括貪污盜竊者被發現的那種“風險”。那些從事投資、企業運營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的人，實際是不斷地把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讓公眾，包括員工、客戶、債權人以及政府拿到“無風險”報酬，而自己收取風險報酬。一個社會對風險承擔者如果不在分配上給予足夠的激勵，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很多創新。
當然，人們理性選擇，都試圖取得無風險報酬。這次歐債危機中，幾個國家政府被迫整頓財政，緊縮開支，遭到長期依靠無風險報酬的群體堅決反對。要知道，一些國家發生大規模罷工示威，甚至騷亂，參與主體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長期依靠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同樣，中國現在出現了不少通過技術發明或企業上市崛起的富人，但他們仍受到人們的尊重。可是人們為什么對壟斷、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是因為這樣的收入與財富，取得依據靠的是“特權”，即屬于不承擔風險、沒有克服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沒有給社會帶來福利增進的支配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分來源性質，一味地“仇富”是很糟糕的。同樣，不分來源性質，把所有收入或財富按照一樣的標準計算基尼系數，采取一樣的政策進行再分配，并不足取。周其仁教授講“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就是這個道理。簡單地將這樣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比較，很難把握問題的實質。
第三，在眾多要素定價方式中，市場交易更能夠實現要素報酬的均等化，而不是相反。在對國內分省份進行的收入分配研究中，有一種發現就是，越是市場化程度高的東南沿海省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反而越低；而在中東部省份，或者政府收支占當地ＧＤＰ的比重較高，或者國企就業人口比重較高，但并未帶來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基尼系數反而越高。
理論上，收入分配過程同時也是要素定價過程。只要有城鄉一體化，只要鄉村勞動有機會自由地向城鎮流動，也即只要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功能發揮出來，作為勞動力這種要素報酬的城鄉勞動者收入，肯定趨于均等化，而不是相反。中國兩億多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經商，實質上是勞動力要素大規模市場化的過程。城鄉戶籍勞動者之間的報酬相差可能還有，但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已經小得多了。如果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拉大，中國倒有可能在所有工業化、城鎮化歷史上成為一個反例。
二、制度決定分配
基于上述分析，對于中國當前的收入與財富分配問題，我們可以作三點總體判斷，并提出相應的改革思路。
第一，在中國現階段，如果說分配問題嚴重的話，突出的不在于收入分配，而是在于財富分配，盡管收入方面存在問題，不少問題還很嚴重。首先要把財富和收入嚴格區別開。財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財富分配的機制和調節手段，與收入分配的機制和調節手段，有著很大差別，兩者不能混在一起。在現行產權制度下，通過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購房投資，以及礦權爭奪甚至公共工程的“暗箱運作”，天天發生著巨額的財富轉移故事，而這種財富的獲取者與其“收入”毫無關系。
基于這一判斷，當前分配問題的解決之道，仍是啟動產權制度改革，而且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重點領域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城鄉分割的土地產權制度，另一個是礦產資源國有產權的實現形式。關鍵環節也有兩個，一是讓農民與城市居民同樣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使土地使用權成為能給農村居民帶來收益的資產。二是加緊修訂現行礦產資源法律，特別是要區分探礦權、采礦權這種礦業權的特許權性質與礦產資源本身作為物質財產的所有權性質，盡快避免礦產資源領域國有資產長期的、嚴重的、大規模的流失，讓國家對礦產資源的物質財產所有權，通過分紅或收取租金的形式得以體現。
第二，要實現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公平，在中國現階段，不是要放慢，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如果說，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現收入均等化的主要努力在于通過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以及廣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也就是說，如果更多地通過政府機制進行收入再分配的話，那么我國現階段面臨的突出問題卻是：市場的地區分割、行業的行政壟斷以及公權力對市場交易的廣泛干預，導致要素配置的市場機制受到嚴重扭曲，要素定價機制既缺乏效率也遠離公平。因此，中國亟需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政府機制。
基于這一判斷，解決收入與財富分配差距擴大的出路在于，首先，打破行政權力對商品、勞務、資本和技術等要素市場的地域分割。其重點是嚴禁打著發展地方經濟的名義實行形形色色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其次，在利率市場化，以及放開金融、能源、電網、電信、軍工、鐵路、航運、鹽業、煙草等長期行政壟斷行業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其關鍵在于，在監管方式上，要由嚴格準入式監管轉化為嚴格過程和行為監測式監管；在監管體制上，改革政府部門監管體制，探索建立行業性的獨立監管機構制度。再次，繼續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其重點一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二是公共財政建設和建立各級政府預算公開的長效機制；三是繼續推進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事業改革，積極探索政府向社會購買公共服務的模式。
第三，現階段我國收入與財富分配問題承載著很多這個領域以外的社會問題，但是畢竟，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作為一種制度現象，應該與上述個別領域或特殊環節的社會熱點問題相區別。對于貪污腐敗和特權盛行，自然由紀檢監察部門負責追究；對于民商事領域的犯罪行為，也由司法機構依照相應程序整頓清理，當然司法公正與效率問題的解決，幾乎是與政治體制改革相提并論的事。另外，培育和鼓勵全社會救助強勢群體，繼續推進反貧困戰略，繼續推進區域開發與均衡發展戰略，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就調節收入分配關系，推進分配領域改革而言，我們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財產制度上，集中在累進稅制和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改革上。這樣，就要厘清問題的邊界，避免各種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混亂，明確體制改革和政策實施的目標，提出有針對性的方案來。
三、分配影響制度
從制度經濟學出發，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歸根結底決定于制度安排，因此分析問題和解決之道也就要從制度著手，那就是著手進行土地和礦產兩大產權制度改革，著手以反壟斷為主的要素市場化改革。這就是“制度決定分配”。
反過來，分配也可能決定制度。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著名文章“制度與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揭示的，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福利的持續增進，人的價值也在不斷提高，因而對各種規則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這是推動制度不斷進步的動力所在。政府的有效治理、司法的高效公正、人們的機會均等，以及實施這些規則的各種制度設施，越來越成為人們的普遍需要。收入與財富的分配秩序、分配公正性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面對人們普遍的制度需求，不可能長期無動于衷。２０１１年來自國際上的兩大事件可以提醒我們：一是歐債危機與罷工浪潮。在全球工業化歷史早期，歐洲一度成為社會主義思潮的發源地。這種思潮演化出兩大遺產，一個是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我們學過了，后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另一個是廣泛的社會福利和高度的收入均等化，像北歐、英國，以及南歐一些國家。這些國家在近幾十年來出現過哪些對人類歷史有普遍影響的創新成果，其實也是屈指可數。在中國現階段，要求政府提供何等水平的公共福利，它能實現何等程度的收入均等化，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二是中東北非一些國家的政局突變。從“制度與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角度講，人們對于“好制度”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但這種需求卻長期得不到滿足，應該是內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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