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明確定義
“到底什么是私募?它本身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很多問題也由此而來。”劉少軍強調，私募可以包括很多種形式，可以用公司的形式來募集，也可以用合同的形式來募集，還可以用信托的形式進行募集。
“契約型的私募公司應該采取何種形式的契約?多種多樣的私募哪種合法、哪種不合法。現在信托的私募是信托公司來做、法律上是有明確規定和規則的。我們所講的沒有規則的部分就是私人以契約的形式來做的私募。”
在私募概念尚不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上出現了種種“偽私募”。在傳銷式的非法集資過程中，不少犯罪行為是以私募基金為偽裝的非法集資犯罪。
甚至有的擔保公司、個人專門尋找私募基金公司尋求合作，協助吸納資金從中漁利，造成非法集資規模的惡性膨脹。虛假注冊、抽逃資金、信用卡詐騙、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也較容易在這類案件中出現。
“由于私募沒有明確的定義，那么多少人集資算是私募?刑法有相關規定：30人以上屬于非法集資，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30人以下屬于私募?”劉少軍說，在很多農村存在的“和會”的集資形式，這種形式在我國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之久，多少人屬于合法，超過多少不合法?簡言之，界定私募的標準是什么?“5個人，每人出10元錢。這個算不算私募?”“臺灣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將和會的規范寫入民法，我們還沒有。”劉少軍表示。
基金立法亟須“母法”
事實上，盡管私募亂象叢生，但很多人認為不應該對私募進行規范。
“因為公募立法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為了保護社會公眾。而私募是專業人士在做，限于一定的人群。畢竟是少數人，從投資人保護的角度來講就不需要特殊保護了。”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說，由于私募基金并非按照信托原理(契約型)或公司法原理(公司型)加以構建的，所以沒有形成基金資產所有權、管理權和監管權“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基金有名無實，是屬于一種松散型的組織體。“基金管理人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結構，不少就是一個皮包公司，責任不明確;投資者的權益多以保底收益的書面承諾或口頭承諾保障，很多時候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投資者投資風險大。”
“我的觀點還是要規范、要監管。”上海嘉裕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方生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私募基金的設立、解散、投資失敗結果的分配都應該加以規范。私募基金中的很多具體問題，如果規定依合同約定解決尚有法律依據可循;可是，如果合同沒有明確約定，就不好處理了。
但是如何監管也是問題，李曙光告訴記者：“對私募基金的監管也沒有明確的部門。立法也沒有一個部門去推動。目前，證券投資基金法已經有了，下一步是否還要出臺產業投資基金法是業內所關注的。因為證券投資與產業投資實際上聯系非常緊密，要想完全區分開是不符合實際操作需要的。”
李曙光表示，目前最核心的問題是，應該有一個基金法的“母法”，而不是單個的私募基金法。在證券投資基金法出臺之前，學者們就呼吁制定一部基金法，但到現在也沒制定出來，其中原因非常復雜。比如在中國社會存在了上千年的和會形式，這樣長期存在的募集方式怎樣來用法律規范都是爭議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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