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一過，他毅然辭職南下。因為沒有邊境通行證，他只能從鐵絲網下面的洞偷爬進深圳特區，當時身上只剩30多塊錢。
無疑，創業的激情激勵著千千萬萬像潘石屹這樣的青年人。但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
后來公認“湖南首富”的梁穩根就哭笑不得。1984年，梁穩根組了個“販羊組”，買了一大批羊。結果偶然得知羊要跌價，他趕緊給同伴發電報，“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報的電報局更認定是特務暗號，當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監控起來，梁穩根趕到澄清才得以脫身。
在四川養雞的劉永好，更是直接面對生死存亡。有個客戶下了10萬只小雞的訂單，欣喜的他趕緊借錢買種蛋。沒想到，先期2萬只小雞孵出來交貨后，客戶就跑得無影無蹤。眼看剩下的小雞就要孵出來，而他已經沒錢買飼料，又恰逢農忙，小雞賣不出去。他走投無路，只能跟幾個兄弟商量，“究竟是從岷江橋上跳下去，還是隱姓埋名跑去新疆？”
——然而無論多么騷動熱烈，或是充滿多少暗示和懸念，1984年，民營經濟興起的大幕緩緩拉開。
從“萬元戶”開始狂歡
1985年春天，“萬元戶”這個新名詞已經深入人心。尹明善、瞿美卿這些先富起來的人，甚至擠進了“百萬元戶”的行業。但是個體戶始終名不正言不順，大連人姜維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車。
五年前，他在大連市動物園門口擺了一個“照照看”照相攤，后來正式成為“姜維影術社”。一位香港商人到大連考察投資，找他合資經營。但準備簽合同時，政府突然通知，不許再提合資的事了。姜維不肯放棄，直殺北京，追問“個體戶怎樣才能有法人資格”。國家工商局幾位司局長回答，“只有將個體戶變成私營企業。”在消滅私有經濟二十多年的當時，圍繞這種“變”爭論激烈，胡耀邦力挺姜維。最后，姜維創辦的光彩公司成立了。他也由此成為1957年之后，正式領取執照的中國私營企業第一人。
私營經濟閘門一開，迅速演變成一場狂歡。這種狂歡尤以海南為中心。后來創辦復星集團的郭廣昌，大學畢業時，就在一位海南籍同學的畢業留言簿上寫下：“海南太令人向往，總有一天，我會在海南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向往的何止郭廣昌。吳一堅和景柱孤身闖海南，多年后，前者成為“陜西首富”，后者當上“海南首富”。處在畸形擴張期的海南房地產，更是讓馮侖和潘石屹留下彼此人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幾乎全民陷入癲狂的時候，遠離城市，鄉鎮企業卻低調地尋找著自己的成長路徑。
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把自己應得的25萬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給了企業。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他說，“如果我的收入與工人的收入懸殊太大，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是工廠主人翁的感情，而這對于事業是不利的。”魯冠球因此被視作“共同富裕的典型”。
這顯然很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既然國企靠不住，不妨仰仗這些有能力“先富起來”的人。“低調懂事”的鄉鎮企業由此獲得空前的政策扶持。這種扶持，集中體現在了“經濟聯合體”的出現。國企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這種行為在前些年還被明令禁止，現在卻格外流行。
1986年，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沈陽雙喜壓力鍋廠。該廠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此后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雙方聯營后，蘇增福殺入壓力鍋行業，以雙喜牌名義銷售，憑借民營公司的靈活，很快銷量竟大大超過沈陽廠。
后來的故事順理成章。蘇增福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成就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他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個名角兒。”
此消彼長——這或許就是當時國企與私營企業最殘酷的生存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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