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10月4日）消息稱，社科文獻出版社剛剛發布了《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2）》。
通過統計研究，“藍皮書”提供的數據表明，即時通信已經超越搜索引擎、網絡音樂和網絡新聞而成為中國互聯網第一大應用，即時通信的用戶數量達到4.15億人。而最重要的改變在于，中國的微博用戶數量由2010年底的6311萬猛增至2012年6月的2.74億，使用率增長近300%……微博用戶數量的大幅度增長，無疑增加了新媒體的影響力，從某種角度而言，甚至改變了新媒體的功能，強化了新媒體的言論表達功能。
“藍皮書”認為，新媒體的思想表達和參政議政功能提升明顯。中國網民使用微博的比例已經過半，新媒體的表達渠道在拓展，思想表達和參政議政的移動化傳播將成為一種常態。如果這個結論是大體不錯的話，那么，微博用戶數量的持續增加，以及“思想表達和參政議政的移動化傳播”的強化，亦將改變中國的社會輿論生態，進而會影響和改變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態。
新媒體的誕生，不過是最近十幾年、甚至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但是，新媒體誕生并迅速成長的過程，就是不斷擠壓傳統紙介和電子媒介的發展空間的過程。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信息流通的路徑，重構了信息傳播的結構，在改變受眾由被動地接受信息到主動參與傳播信息的同時，也模糊、改變和重新界定了過去所謂“主流”、“非主流”和“權威”、“非權威”的概念，改變了人們評價社會公共政策的參與模式。
“藍皮書”指出，“發展速度快、社會滲透性強的新媒體迅速催生出龐大的虛擬空間，在與現實社會的緊密融合中，也在一些領域產生了激烈沖突，并且引發了諸多前所未見的矛盾與問題，給全球各國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新媒體治理成為世界普遍難題”。“如何趨利避害，化新媒體風險為國家發展機遇，是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的確，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誕生，不只是更新了信息傳播和人際交往的方式，也在某種程度上創新了社會動員的方式，從而不斷在網絡上驗證著“亞馬遜雨林中的一只蝴蝶煽動翅膀，會引起加勒比海上的一場颶風”這種“蝴蝶效應”，由此構造了輿論場上的新勢力。這股勢力，是民意直接表達的一部分，是“原生態”民意的一部分。這種“勢力”的存在，不以社會個體的好惡為標準，而在相互碰撞和激蕩的互動中尋求共識。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藍皮書”所謂“新媒體風險”，如果是指新媒體的市場風險以外的風險，那么，這種風險其實并不是來自新媒體本身的風險，而實是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或政治風險由新媒體更直接、更迅捷地表現出來的風險。新媒體的存在，縮短了危機由釀成到暴露的過程，甚至把危機的每一個細微過程都赤裸裸地展現在了人們的眼前。實際上，正是那些社會矛盾激化、經濟發展遲滯、政治局面不穩定的地方，新媒體的成長才成為大問題，新媒體的管理才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由此也才存在“新媒體風險”。
在一定意義上，“新媒體風險”正是新媒體力量所在。顯然，新媒體以更充分、更快捷地暴露危機的方式，給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造成了壓力。因此，應對這種壓力的最好方法，就是更新社會治理方式，化解危機。這，或許就是“藍皮書”所謂的“趨利避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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