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是持續增長而轉變為發達國家，還是步拉美與東南亞國家后塵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已成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問題。
一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個經濟增長問題，即當一國人均GDP達到3000至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繼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一般認為，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智利可能是個例外）、東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東歐一些轉軌國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經過30多年的持續增長，中國人均GDP已逾6000美元。世界都在看著中國能不能跨過這個坎。
我們可用生產函數的框架來分析。一個典型的生產函數，是指一國人均收入的增長，主要由資本、勞動力與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大因素決定，其中勞動力又分為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素質（即人力資本）。用這個框架來分析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凸顯的是資本、勞動力幾大傳統動力：高儲蓄率支撐了投資率的不斷上升，而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之一；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一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撫養比率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占總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雙重人口紅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與全球化紅利一起塑造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另外，中國經濟在兩個層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其一，過去30年的每個十年間，都出現了一次重大制度變革：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九十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新世紀初的入世。這三次制度變革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著落后于發達國家，在科技方面可享受后發優勢。
然而，所有這些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目前都呈現出衰竭之勢。從資本因素看，一方面，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接近50%，繼續上升空間有限，且目前很多制造業部門與局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部門都已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繼續擴大投資的潛力不大。另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將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難以繼續為高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從勞動力因素來看，計劃生育的正面效應漸漸正讓位于負面效應，人口年齡結構正在加速老化，富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基本結束，勞動力市場上已開始面臨供給端約束。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隨著經濟改革從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進，重大制度變革越來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要取得進展非常困難；隨著經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科技方面所能享受的后發優勢也已相當有限，且發達國家已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頻頻發難。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該如何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進而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筆者以為，還需從生產函數框架來尋找對策。
在資本層面上，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已相當高，然而在提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上，至少還有兩方面潛力可挖。其一，目前存在制造業過度發展、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通過調整激勵機制來刺激服務業投資的發展，不但有助于緩解制造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門的相對收入水平。其二，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通常，國有企業投資效率低于民營企業。因此，通過降低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向民營企業提供更多市場化的資金支持，中國政府可通過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來提高整體投資收益率。更進一步講，考慮到目前很多高利潤率服務業部門都處于國有企業壟斷之下，因此，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在于打破國有企業對特定服務業部門的壟斷，真正向民營企業開放這些部門。
在勞動力層面上，政府應從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與提高勞動力素質兩方面下功夫。為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可考慮適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也可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來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沖擊。提高勞動力素質意味著加強人力資本投資，需進一步完善教育體系，尤其是應重視職業教育與在職培訓體系的發展。為了激勵居民擴大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收益率），應盡全力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現狀，盡早取消戶籍制度限制，并通過各種措施努力降低個人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難度。
在全要素生產率上，至少應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提高居民與企業的創新能力：努力提高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進一步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中小板市場、主板市場在內的一系列直接融資體系，為國內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市場化融資支持，努力保持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從國外引入新的科學技術，并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來增強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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