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被戲稱為“餐桌曲線”。這個理論得到同來赴宴的《華爾街日報》副主編、綜合經濟分析公司總經理賈德·萬尼斯基極大的贊賞，他利用記者身份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很快“減稅主張”便博得社會各界的認同，最終被里根政府所采納，從此其影響遍及歐美大陸。
在一家小飯店，拉佛在餐布上給羅伯茨畫了一個倒U型曲線，豎軸是稅收，橫軸是稅率。曲線表明，當稅率很低或很高時，稅收都是比較低的。只有合理稅賦才能提高稅收。美國當時在最高點右邊，稅率過高。
曲線很快說服了里根。1周后羅伯茨就制定了全面減稅計劃。綜合減稅水平達到33%，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大力度。短期的減稅帶來了巨大財政赤字，加上冷戰投入巨大，一直到里根離任，美國政府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不過美國人的痛苦指數大幅度下降，經濟強勁增長，一舉扭轉了70年代的滯脹。西方保守主義獲得巨大成功，直接帶來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
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能夠得勢主要歸因于兩方面，一是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在７０年代的失敗，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正好順應里根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里根的偉大就在于他能用極通俗的話，并富有感情地將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傳達給美國大眾，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當時，美國的多數選民接受了減稅的“里根經濟學”，是因為支持里根的選民在理念和直覺上對里根經濟政策有了認同。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幾乎打破了大蕭條的紀錄。然而，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開始了戲劇性的茁壯復蘇，這波經濟成長還繼續維持了好幾年，直到里根任期結束前都還未停止，成為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原本高漲的失業率于1984年中旬已經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數字，并且在接下來幾年里也持續下降。
里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蘇、制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
看一看里根之前的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吧：平庸、短見、無能、懦弱……把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搞得衰弱病態、民怨沸騰……是里根讓美國重新走上了中興之路！“巫毒經濟學”一詞乃是1980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時，當時里根的競爭對手布什所創，用來指涉里根經濟學的主張說為富人與企業減稅會帶來經濟繁榮與稅收的增加乃子虛烏有、邪魔歪道。
但諷刺的是，實行“巫毒經濟學”最徹底的是布什的兒子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的這段期間（2000-2008年）。全球市場、金融解禁、富人與跨國企業當道的結果不僅導致美國經濟崩潰，也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與危機，無以數計的人失去工作與畢生的儲蓄，為“巫毒經濟學”的效力做了最佳腳注。
供應學派稅收理論同凱恩斯主義的稅收理論相比，有三個明顯的變化，即由強調刺激需求改變為強調刺激供給；由強調實行“收入再分配”，改變為強調鼓勵生產、工作效率和擴大收入差距，由強調政府干預改變為強調運用市場機制。
供應學派的稅收理論，可以概括為四點：（1）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關系的理論。其依據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線”。這條曲線的簡明含義是，在稅率和稅收收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當稅率為100％的時候，企業沒有任何利益，稅收就成為烏有；相反，如果稅率為0，政府收入難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于癱瘓。因此，在這條曲線上一定有一個最佳稅率點，這個點表示的稅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稅人和預期的最佳的國民生產總值。
（2）降低累進稅率與邊際稅率。在70年代初，供應學派認為美國經濟中的根本問題是稅收制度。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得稅的高累進稅率制度和“稅率結構”不合理，也就是對富人征稅適用的稅率太高，稅負太重。
供應學派認為，實行高累進稅率制度，富人稅負繁重，有許多壞處，如影響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其實，增加稅負，對富人的消費開支沒有多大影響，主要是影響富人投資的數量和質量；促使地下經濟發展，由于稅率進入“拉弗曲線”所稱的“禁區”，迫使一些企業和職工不斷逃入稅金避難所，進入不納稅的地下經濟的行列，增加逃稅現象；其弊端還有“經濟轉移”，即資本外逃和人材外流，這和為了增加收入顯然背道而馳。
所以供應學派竭力主張降低稅率，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因為，邊際稅率越高，替代效應越大，對人們創造新增收入積極性的傷害也越大。供應學派認為，降低邊際稅率不是簡單的“收入回流”，而是會同時帶來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征稅，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稅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要先向納稅者減稅而不是增稅。因為降低稅率意味著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著更高的儲蓄率、更多的資本形成、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更大增長。
稅負輕重對人們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的決策影響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用“相對價格理論”來說明的。相對價格理論是供應學派減稅主張的重要理論基礎。它認為，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都是有代價的，都有一定的價格。稅收負擔也是一種代價、一種價格。在一定條件下，稅收負擔“價格”的高低，決定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價格的高低，從而影響人們對消費。投資、休閑與工作的決策。相對價格理論的提出，為供應學派的減稅政策主張，提供了經濟上的依據。既然稅率越高，閑暇的代價就越小，工作報酬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閑暇、打擊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樣，既然稅率越高，消費的代價就越小，投資的報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消費、打擊人們的投資積極性。因此，在勞動者、儲蓄者和投資者對較高報酬的反映“彈性”較大時，減稅的“自償”能力也越大，這時，減稅不僅可以把閑暇的時間和閑暇的資金轉化為生產要素，而且稅收收入也不會減少。
減少政府干預和稅收減免。供應學派雖然十分推崇J·B·薩伊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但并不一般地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對某些稅收項目實行減免，實際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表現，因為它不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而是握有減免稅權力部門主觀意志的體現。減免稅的規模越大，越會使稅基縮小，越會代替市場機制的作用，越會增加納稅人對稅負不公平的擔心。而且有些稅收減免還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給。所以供應學派主張應該用減少減免稅的辦法換取降低稅率，用低稅率去刺激投資、儲蓄和工作的積極性。供應學派的理論主張對整個8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里根被羅伯茨稱為“供應學派的第一位總統”。但也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供應學派的政策作用結果會使美國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貧富懸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這在政治上“已埋下災難的種子”。
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調節經濟的指揮權掌握在總統手里。但總統未必是經濟專家，要使如此龐大復雜的美國經濟運轉好，就要有一批熟悉經濟、足智多謀的能人為總統出謀劃策，這就是總統經濟智囊的由來。名總統輪流執政。他們在各自的周圍都團結了一批經濟智囊，參與經濟決策。這些決策有些符合客觀要求，對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些違背客觀要求，對經濟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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