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免檢是一張擋箭牌。因為有了官商利益的一致性，企業自然有了推卸責任的借口，并且這種借口可以假國家公器之名說出。
拿三鹿的事情來說，今年六月起就有人在質檢總局網上舉報三鹿奶粉質量問題，舉報信息卻被隱藏，任由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在貨架上繼續售賣。8月17日，國家質檢總局食品安全工作督導組還到三鹿集團調研，而調研的目的不是毒奶粉，而是為了宣傳三鹿好的質量管理經驗與方法，為我國食品安全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
進入9月份，事件波及面繼續擴大，各地衛生部門不約而同地將疑點集中于三鹿奶粉，而三鹿集團每次都把責任推給消費者不懂得“科學喂養”，并且不忘把質檢部門掛在嘴邊，而質檢部門也很配合地不予以否認。
直到9月11日，衛生部向世衛組織報告有關疫情，三鹿銷售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才終于大白于天下，并且數量是700噸。而在社會巨大的壓力下，河北省政府也發言撇清同三鹿的關系，一時間墻倒眾人推。
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為衛生部和質檢部門的利益博弈，這件事情還要拖多久。
從某種程度上說，三鹿毒奶粉事件反映的不是一個企業產品質量事故的個案，而是反映了處于轉型期中國社會權利博弈的現狀，這種博弈不僅僅體現在集權的各利益部門之間，也體現在各地方以及利益團體對權力的濫用、壟斷、相互制衡的復雜局面上，我們距離完全的市場經濟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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