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擔保業摸爬滾打了6年的陳生又回到他多年前的老本行，他的新身份是某股份制商業銀行法律部門負責人。陳是去年底轉行的，“在目前的氣候與環境下，這個行業的很多人不得不另外找飯吃了。”
華鼎、創富昔日的廣州總部辦公場所已經人去樓空，其背后巨大的資金缺口成了讓銀行、地方政府糾結的難題。
廣東掀起了對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全面風險排查。信用擔保業，在演繹了短暫的中國式快速野蠻生長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深寒季節：銀行在全面壓縮與清理銀擔業務的同時，對其存在的必要性提出全面質疑。這樣的質疑甚至擴展到政府與學界層面。
另一方面，中國擔保業發展10年來風險與收益不對等、正規業務利潤空間狹小等盈利與發展模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過于依賴銀行信貸與資源的生存模式下，不得不劍走偏鋒。
銀行全面斷糧
協助稽核、風控部門排查所有的通過銀擔合作方式發放的貸款，這成為陳生“改行”銀行以來的一項主要工作，“我是干擔保出身的，基本上一看就能知道有沒有問題。”陳透露，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銀行對與擔保公司的業務合作，基本上處于只收不貸狀態。而今年以來華鼎事件使得銀行們更加緊張，一些銀行更是暫停了與擔保公司的全面業務合作。
華鼎系所涉及的華鼎、創富、中擔三家擔保公司高達85億的在保余額幾乎席卷了絕大部分商業銀行。按照行業人士的分析，華鼎系通過增資擴股、截留貸款等資金騰挪方式而引發的危機，暴露了當前融資擔保行業和相關從業機構的擔保功能出現“異化”，淪為多渠道和路徑套取銀行資金工具。
《華夏時報》記者了解到，銀行對于擔保公司的態度已發生了大改變，某上市銀行負責中小企業融資人士直言“擔保公司有存在的必要嗎”，而另一家同樣負責中小企業融資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負責人則稱，擔保公司的角色本質是資金中介增加企業成本，在銀行響應號召支持中小企業資金政策時，銀行的普遍做法是采用自己摸索的風控模式直接對客戶，如“供應鏈金融”、“商貸通”等模式。
反思也擴展到一些學者層面。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微博）認為在企業信用不足的情況下引入擔保公司是轉移了矛盾，而不是解決了矛盾。擔保公司擔保貸款實際上是把銀行看不清的貸款轉給了擔保公司，“這不是一個辦法，是一個死循環。”
“銀行不跟擔保公司合作了，就意味著這個行業斷了基本口糧。”王民強（化名）是國內最早的擔保從業者，從國內最早的首家民營擔保公司深圳中科智擔保算起，王民強的從業歷程超過10年。
十年彷徨
“擔保行業面臨一場生死大考驗！”回憶起10年前擔保業在銀行們的信貸夾縫里撬開一條生路的前塵往事，王民強的聲音里充滿了感觸，“十年呀，一個新行業不容易，不要被一棒子打死了。”他稱這個行業深層次問題累積已久，不是一家兩家的問題，而是特殊的體制與運營環境下的行業普遍性問題。
擔保業靠銀行資源吃飯、擔保費用低、風險代償大的行業先天性營養不良一直難以擺脫。“擔保公司為什么喜歡從銀行高薪挖人或者那么強調銀行資源與關系，為了搞好銀行關系擔保公司每年都投入相當多的公關費用。”
目前融資性擔保公司最核心的利潤來源于擔保費，擔保公司收取的擔保費與其承擔的風險不對等成為普遍現象，從最初的6%到目前的3%左右的擔保費用，王民強坦言，擔保費率隨著擔保公司之間的競爭出現整體性下調，而擔保公司圍繞銀行的公關成本卻變高了，擔保公司從事擔保的客戶風險高，以一筆1000萬擔保貸款為例，擔保費才收取35萬，一旦一筆貸款出事，則等于35筆1000萬的業務都白做了。在這種環境下，擔保公司劍走偏鋒也是被生存問題所逼迫。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煥（微博）成立了《擔保行業危機風險》專門課題組，就近期包括華鼎系在內的多家擔保公司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個案與行業政策性研究，發現其要承擔的風險與業務收入不匹配，往往擔保業務越多風險越大，于是難免違規。
事實上，隨著近年來銀行信貸緊縮，大量尋找出路的民間資金曲線進入擔保業，擔保業又衍化成地下錢莊、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民間資金進入金融行業的曲線切口，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與行業監管，非法集資、高利貸也隨之衍生于灰色地帶。
正是缺乏完善的外部風險補償機制、缺乏行業管理人才、與商業銀行合作不對稱、缺乏制度環境、監管缺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目前擔保行業的整體性困境，黎友煥預計，至少在2012年的上半年擔保行業的困境將延續并無法得到扭轉，“并且可能將不斷把隱藏在擔保市場的風險泡沫吹大。”
目前，廣東亦掀起了對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全面風險排查。王民強們則希望，一場席卷全國的擔保業的清理整頓不應該是中國式運動，而應該用中藥式調養療法，科學分析和治理當前這個扭結著民間金融等復雜性因素的綜合性行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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