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各國消費、投資、貿易和政府支出之間的“相互平衡機制”被打破，各國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預政策，但很多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貨幣救市政策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大于擁有貨幣主導權的發達國家。而歐美發達國家更是利用在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舞臺中的“話語權”，一味強化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和國外利己性的市場開放要求，這種只站在本國利益至上的立場上所推進的缺乏“共贏”的國際政策協調方式，增添了世界經濟利益不斷分化的復雜性，特別給中國帶來了不可低估的挑戰。最突出的，莫過于來自大宗商品市場的輸入型通脹與通縮壓力，以及海外游資短進短出所產生的外匯占款大幅波動，進而導致既要保持幣值和價格穩定又要確保經濟增長和就業目標的我國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這樣看來，上海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就是主動應對外部嚴峻的挑戰、改變內在增長方式的具體表現。未來上海金融的發展，理該為中國經濟轉型(即降低對外依存度)和產業鏈定位的優化(增加靠要素回報創造財富的軟實力)做出應有的貢獻。
具體而言，首先是發揮上海金融人才和專業技術的比較優勢，大力培育像美國硅谷那樣的“企業家金融”的發展模式，以企業的實際利潤作為金融服務的收益來源，而不是以基于企業利潤潛在增長預期所推動的市場資本利得來牟利，這才能真正達到扶持“人才主導”的創新型小微企業的成長，實現中國產業的升級目標；其次，盡力為匯集在上海的金融家創造良好的金融服務環境，努力塑造像中韓銀行業那樣的“供應鏈金融”和像德國銀行業那樣的“關系型金融”的商業運作模式，解決中國民資的投資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而有利于消解體系外的金融泡沫，促進CYE產業資本回到實體經濟的舞臺。其三，充分利用上海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集聚一身的突出優勢，在確保優質企業團隊穩定主板市場價值以及完善和規范各種激勵與風險防范的制度基礎上，營造專業化機構為民理財、協調和造福的現代“消費者金融”模式，設法讓日益增長的財富效應推動中國內地市場的消費水平健康成長。其四，掌握“先行先試”的主動權，利用上述“企業家金融”平臺、“關系型金融”環境和“消費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場和金融服務的高要求，全力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打造國家金融安全所需要的以人民幣國際化為目標的“全球化金融”模式。最后，在上海所提供的得天獨厚的“企業家金融”平臺和“消費者金融”的市場環境以及“全球化金融”的運作體系中，致力探索管理外匯儲備和社保資金等公共財富管理所形成的“政府金融”運營模式，以分擔社會大眾的后顧之憂，從而確保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發展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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