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景區之間攀比漲價。一些景區看到同級或者次一級景區上調門票價格，就出現了“比較漲價”心理，也隨之跟風申請漲價。湖南省物價局住房旅游和服務價格管理處處長鄧榮幸等不少專家透露，當前旅游行業“跟風漲價”現象確實存在，正是一些景區的“領漲”行為，讓景區競相漲價幾乎成了一種攀比。“門票高價不僅是提高收益，對外也是一種形象和面子，尤其是在同等級旅游景區中，一個景區調價換來整體的蠢蠢欲動。”
專家認為，旅游景區價格一再飆高，一味把運營成本增加都轉嫁到游客身上，勢必造成惡性循環，將更多的游客擋在景區之外，最終景區也會失去自己的競爭力和吸引力，這種行為將危害我國旅游業的長遠發展。
專家：景區門票漲價應建立“異地聽證”機制
盡快改變“本地人聽證，外地人埋單”的現狀
當前各地景區正在醞釀或掀起的漲價風，不僅引起了群眾強烈質疑，眾多業內專家也對我國景區的旅游發展可持續性提出了憂慮，景區門票已偏離公益性，成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不斷索取經濟利益的平臺和籌碼；更導致一些地方出現門票依賴癥，難以在服務環境改善、產業延伸發展等方面拓展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為此，專家建議，應該用異地價格聽證制度等方式有效制約當前的旅游景區門票上漲風潮；從長遠看，應該用補貼支持公益性景區進行長遠發展規劃，強化綜合產業能力，擺脫門票依賴，讓利于民，更可間接、有力地推動我國國內消費。
“門票經濟”依賴加深
專家分析說，一些地方仍停留在“門票經濟”階段，沒有形成完整的旅游產業鏈，旅游綜合帶動效益還沒有充分發揮，而一旦“三年必漲”成為慣例，將進一步加深一些旅游景區的門票“依賴癥”。
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表示，縱觀目前的旅游景點，從過去6年調整的幅度看，張家界從158元調到248元；莫高窟從80元調到160元，黃山從130元調到230元。在過去的兩輪調價周期中間，我國世界遺產類景區門票的價格整體調高了65.42%。
戴斌表示，景區維護需經費投入再加之有通貨膨脹壓力，門票上漲有一定合理性，但景區門票總體已偏離公益屬性。
專家分析認為，國外許多景區的門票價格占人均月收入的比例一般不超過1%，而國內明顯高于這一比例。國內一些景區票價動輒一兩百元，遠遠高于全國人均月收入1%的水平。
專家同時指出，由于旅游門票具有操作簡單、剛性配置、現金回籠、效率明顯和收益保障等特征，在我國各地旅游市場的高速成長中，門票經營起到了重要的拉動旅游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并導致在不少地方的景區企業以及政府部門對門票收入的依賴現象十分嚴重，旅游經濟蛻化為“門票經濟”。
短期平抑漲價有難度
山東旅游規劃設計院院長陳國忠認為，從定價機制看，我國旅游景區的門票定價權在地方政府，而景區收益往往與地方財政收入有一定關聯，因而地方政府客觀上存在支持門票漲價的動機，也促成了門票的步步走高。尤其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景區收入往往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導致目前短期內各地旅游景區門票漲價難以平抑。
記者采訪了解到，景區漲價理由多樣，除了景區運營成本上升等常見理由外，“提高景區文物價值需要”“限制游客流量，利于景區休養生息”等也曾作為漲價理由并通過。來自廣東的游客廖永健認為這些理由很難成立，“如果要限制景區流量，完全可以通過排隊或者提前報名登記的方法，而不是通過漲價。”
為此，不少專家提出要完善我國的景區價格聽證制度。國家有明文規定，如果上級主管部門審議通過，景區門票價格調整要提前半年向社會公布，并要求舉行公開聽證會，且保證聽證人員有1/3是消費者。但作為消費者的外地游客卻一再質疑，聽證會為何“逢聽必漲”，形同走過場。外地游客對一些級別、名氣較低的景區漲價召開聽證會無從知情，大多感覺“被代表”。
江西省旅游局監督管理處相關負責人也承認，參與景點門票漲價聽證會的多是利益相關方。而在漲價中可能受影響最大的外地游客，則基本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應推動“門票經濟”向“旅游經濟”轉變
除了投資者自主建設的景區外，帶有公益性質的景區都不應當作商業企業來經營而獲取高額利潤，不應該以盈利為目的。這就要求打破“門票經濟”，對旅游模式和旅游產品單一化結構進行調整。
專家認為，要打破“門票經濟”，須對旅游模式和旅游產品單一化結構進行調整。
首先，要通過法律法規，制定專門規劃，防止地方政府過分迷信景區對目的地經濟的作用，將關注點從純粹景區建設轉向整體旅游休閑環境建設。
其次，是政府要公益性旅游景區開發給予一定財政性支持，進一步完善旅游經濟的產業結構，推動門票之外收入的增長，要推動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在融合發展中拓展旅游產業體系。
三是，針對景區運營成本壓力，景區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降低成本，適當削減工作人員，適當開展志愿者服務來解決人力問題，從而保障景區可以在低成本、低盈利的空間內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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