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還是不賣？我現在騎虎難下，賣掉虧損更大，不賣血流不止。”望著這排華麗的房屋，有著七八年炒房經歷的張鳴，在兩年時間里有如從天堂墜入地獄。
在這輪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中，張鳴如今不但血本無歸，甚至還要欠上一屁股的債務。
在周邊朋友中，張鳴還算不錯，至少還能撐著。他的幾個炒房朋友，幾千萬資產一夜之間被銀行、債權人瓜分，如今身無分文，有些不得不“跑路”。
多位溫州炒房者、房產人士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國市場的“溫州炒房團”，在本輪房地產調控中有可能全軍覆沒。
以溫州為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價時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過高比例融資的財務成本，溫州炒房者即便現在把房子賣出去，也已經資不抵債。
八成炒房者資不抵債
2010年4月，張鳴以單價8.1萬多元/平方米，總價近3800萬元，一次性付款方式，預訂了溫州某樓盤一個建筑面積達400多平方米的1~4層排屋，并付了500萬元購房定金。
2010年下半年，“限購令”等政策出臺，但溫州房地產依然狂熱，并于11月底出現樓面價高達3.7萬元/平方米的全國地王。
其間，張鳴預感政策極大轉向，立即向開發商提出退房，并希望退回500萬元的購房定金，但并未得到開發商允許。由于未一次性付清購房款，開發商把張鳴告到法院。經法院調解，開發商愿降價近700萬出售給張鳴。在擇選中，張鳴以3100多萬元買下這排屋。
“這3100萬全部來自周邊親戚朋友。”張鳴說，親戚朋友多以房產、企業等作抵押從銀行融資而來，也有從民間融資而來，“他們給我月息一兩分，賺取一點利率差價。”
房地產宏觀調控，以及去年溫州發生的民間借貸危機，使得溫州房價大幅下滑。據溫州多位中介人士反映，目前溫州新房價格比2010年下半年房價最高位時，大幅下降了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已對折。張鳴該排屋價格，也下降了三成以上。
張鳴該排屋為期房，三證不齊，且為3個產權組合，再加上市場成交萎靡，2000萬都難以成交。張鳴說，就算2000萬元賣掉，也完全不夠“連本帶息”4000萬的購房成本。“我現在不想賣房，賣掉也抵不上債務，反而大家涌過來要我還債，不賣還有個房子。”“如果當時500萬定金不要了，我也就虧個500萬元，最起碼比現在虧損2000萬元要好很多。”
張鳴說，他們所用的炒房資金，70%來自銀行或社會融資，現在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融資利息成本百分之一二十，即便現在把房子賣掉，還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資金缺口。
“虧的多，賺的少。現在，80%的人（炒房者）還套在里面，資產被掏空且已經資不抵債，只有兩成溫州炒房者全身而退。”溫州資深炒房者陳先生認為，融資比重過大，財務成本很高，盡管之前房價翻番，但炒房者在頻繁交易中，所得利潤比較有限。
一旦套牢，房價下跌三四成，再加上利息等財務成本，炒房者大多資不抵債。2010年，陳先生賣掉除杭州、溫州共兩套自住外的所有房產，帶上孩子、老婆移居杭州。
七成炒房資金來自借款
據本報記者調查，2009年初，在防通脹氣氛中，溫州房價先于全國開始飆漲，且一直持續到2010年底。其間，溫州炒房者幾乎陷入瘋狂狀態，期房外加價幾百萬元司空見慣。
在2009~2010年這輪房價高漲中，溫州炒房客主要由50%的企業主、20%的專業炒家，還有30%的官員和跟風者組成。溫州某中介部門主管謝先生認為，企業主占比百分之三四十，專業炒家占比百分之一二十，其他為官員和跟風者。
對此，多數炒家和中介人士說法不一，也難以給出詳細數據及比例，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企業主、專業炒家無疑是這輪炒房的“主力軍”。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