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現代管理”的怪圈
面對上面的種種問題，中國人該如何做呢？是將其認定為民族的劣根性，如“五四運動”一般再來一場革除“民族劣根性”的革命？還是從此認為國人不可造就？
很不幸，這正是國內的管理思想走入的誤區。
國內第一個普遍誤解是以為“韋伯加泰勒”才是“現代管理”，所以，一說起管理就是規劃、執行、考核、獎懲，就是流程、命令、規章、控制，殊不知人本管理的思想與“韋伯加泰勒”的“現代管理”往往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從20世紀初至今，強調理性經濟人與強調社會人的理論可以說是相間流行。
其實，西方的現代管理發展過程一直是兩條腿走路：一是科學管理，一是人本管理。一條腿強調制度、規章、流程、組織結構、命令系統，一條腿強調價值、愿景、文化、人際關系與協商合作。這不正是中國人陰與陽的思想？只有陰陽相合才是完整的管理系統。
但是西方的人本管理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而我們欠缺這樣的文化底蘊，所以有一個誤區就是最好把中國人的基因抽干，換上一套新的基因，但是我們“折騰”100年了，辦到了嗎？還有一個誤區，就是對人本管理的一條腿干脆視而不見，只主張理性經濟人假設下的那套管理，所以有了制度萬能論，以制度取代道德，以及以市場道德取代“舊”道德的種種主張。這無異是自斷了一條腿，結果面對“一腿獨跳”造成的問題，提出的答案是繼續加強這條腿。
還好，當西方的人本管理我們學也學不好時，最近10年來，國學與管理的結合以及本土管理學理論的發展，正好可以補足我們人本管理那條腿的缺失。
“現代管理”的第二個誤區就是看不到現代管理的局限性，而把它當作靈丹妙藥，只要有管理問題，一概在制度、規章、流程、組織結構、命令系統中找答案，殊不知這套管理有很大的限制性，最適合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標準化生產、規模經濟、大眾化生活的社會。
而后現代社會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個性化消費，符號性消費帶來了一對一生產、合作性生產。知識經濟與服務業經濟的崛起，使得科學管理力不從心，許多新的管理理論應運而生，如20世紀后半葉最偉大的管理思想家德魯克主張目標管理、成本中心制度、內部創業制度，暗合了中國人無為而治、放權分權的思想。圣吉強調五項修煉，正是中國管理智慧中的管人之前先管己，誠意、正心、修身的思想，他還強調學習型組織與組織愿景，正是中國人以誠待天下的道理。柯林斯主張基業常青，認為企業要有第五類領導人，這正是一種謙遜而德治的領導。這些西方新管理思想的出現，顯示出“后現代”經濟中人本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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