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
在6月10日這樣具有個人標志性的一天，蒙牛乳業毫無征兆地對外正式宣布：創始人牛根生辭任公司董事會主席一職。據稱，他“計劃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慈善事業中”。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位業內人士評價說：“3年前，蒙牛傍上寧高寧這棵大樹時，結局就已經定了。”
世人都知，他從天堂跌落到地獄的一天，在2008年9月16日。三聚氰胺事件引發的蒙牛股價暴跌讓蒙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財務窘境。截至10月27日，蒙牛股價已跌去當年最高市值的三分之二強。后來披露的年報顯示，2008年蒙牛一年虧損9.486億元，虧損金額超過其2007年全年利潤。
沒有人清楚蒙牛當時的資金鏈究竟繃得有多緊。在2008年的秋天，焦頭爛額的牛根生一方面必須防止老牛基金會抵押給摩根士丹利4.5%的蒙牛股份落到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他還要找更大的戰略買家，幫助蒙牛解決日漸枯竭的現金流。
牛根生做出了自己的危機處理對策。和寧高寧見了3次面后，他得到了中糧的入股。他的想法顯然很有中國特色——借助“國”字的名號與資源，來挽救蒙牛的財務和信譽危機。
財經作家蘇小和(博客)（微博）認為：一直到投奔寧高寧之前，牛根生都是有機會翻身的。“他大可以選擇向消費者認錯，取得人們的原諒。可惜他財大氣粗，不知道從哪里學到的驕傲思維，總想著用一個謊言遮蔽另一個謊言，用更大的謊言遮蔽先前小的謊言，用一個體制性的謊言來掩蓋企業的謊言，用一個時代的謊言來掩蓋他一個人的謊言。”
牛根生的個人困局，不過是中國產業發展“原罪”的一個象征性縮影。
在一個產業高速發展時期，一些企業借助某些因素，獲得了某種競爭優勢，牟取了某部分不當的利益。當行業危機在某一天來臨，要求他們償還歷史性債務的時候，企業家們將如何面對？
“好美名”的牛根生沒有這樣的勇氣。危機爆發之后，他采取了掩飾、推脫和躲閃，并實踐他所理解中最強大的生存法則——為蒙牛尋找到一頂紅色的保護傘。
政商關系，從來都是中國企業家的頭等大事。一位經濟學家曾說，中國的企業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靠著官方背景發家的，一類是暫時沒有官方背景、但一直在努力尋找后臺的。
這讓人想起蒙牛2004年赴香港上市幾個月之前遭遇的另一次生存危機。當時有不明身份的人威脅要對蒙牛在超市中的產品投下劇毒。一時間，產品下架，市場上傳言四起，公司前景風雨飄蕩。跑到北京求救的牛根生，在央視廣告部主任郭振璽的穿針引線下，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批示，最后以行政命令方式，幫助蒙牛渡過了生死大關。
2008年，記者采訪牛根生時，我們之間曾有一個有意思的談話片段。我提到蒙牛內部有黨委、經常搞政治學習、喜歡講政治，打趣說：“一個民營企業為什么搞得很有國企的感覺。”
“你說對了！你發現了蒙牛一個最重要的特點。”牛根生嗓音忽然間響亮了起來：“我建議你的稿子應該重點從這個角度寫。”
這的確是一個悖論。在國營工廠多年的牛根生，他對國有體制弊端引發的人事和產權問題有著最深刻的感受。蒙牛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伊利、光明等奶業國企的勁敵，正是得益于它在體制和產權上的天然優越性。
一個原本的商業倫理錯誤，如今卻陷落于體制倒退的困境之中。
一個人的認罪和悔改，竟是這么的難。
烙印
牛根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他個人的成功和失敗，都有著某種標本意義。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是商業偶像、道德的完美化身。他的語錄、他的自我行銷術、他的高調“裸捐”慈善，使得許多人一度為他的這種個人光輝而暈眩。
“他很能說，也很有表演的天賦；面對不同的人，政府領導、記者或是員工，都各有一套話語體系，是天生的營銷高手。”接近中國乳業領袖的陸先生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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