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金融地位的顯著提升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日漸提高。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股改以來的增量改革，在不觸動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以微觀金融機構為改革出發點推動金融業實現了高速發展。可以說，金融的影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金融與社會公眾的聯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金融受關注和重視的程度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
然而與鋼鐵、水泥、多晶硅等行業一樣，金融業在經歷規模大躍進之后，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產能過剩。隨著競爭日趨激烈，在中國利率雙軌制—存貸利率固定、理財產品等民間融資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商業銀行為求利潤，通過各種途徑辦法將信貸業務包裝后投入高利率市場，走上了高風險、高收益之路。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剪刀差亦越拉越大。
美國次貸危機，昭示了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的"馬太效應"使金融危機的爆發具備了條件。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也預示著金融增量拉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道路走到終結。
中國作為應對全球危機措施的"調結構"效果并不明顯，原因在于措施往往只是針對實體經濟，其實金融業的結構改革更為重要。中國的金融體制在服務實體經濟時面臨三大問題——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金融服務覆蓋面窄。這三大問題加劇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并進一步限制經濟中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群體。金融存量改革與實體經濟結構改革并行的"雙向調結構"才會釋放出效率和創新。
金融存量改革的要義，是指通過對整個金融體制進行實質性改革實現最終的制度創新，使金融增長模式從國家背書下的體制內無限膨脹擴張轉變為體制內外無差異競爭，以實現金融資源公平、合理、有效配置。在未來中國的金融發展進程中，其應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
一是金融制度紅利加快釋放。解決民間融資難的關鍵是打破體制內大型國企和體制外中小企業面臨的雙軌制利率。為此，應推進利率市場化步伐，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打破隱性擔保，使各金融主體風險自擔、優勝劣汰, 重建市場風險定價體系。中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服務不夠遭致詬病，但并非機構數量不足，相反恰恰是機構粗放型設置的結果。而且CYE民營產業資本進入金融業早已此起彼伏，在隱形擔保思維下，無一不激進走上了復制國有金融機構“太大不倒”的道路。如果上述制度安排不能真正落實，再多民營銀行設立也無補。
二是金融機構職能重新定位。我國金融業應從自我膨脹的發展方式脫身，主動將自身發展規劃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從解決當前實體經濟融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出發，在審慎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大力推進客戶戰略、產品戰略、渠道戰略和區域戰略轉型，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方向、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從而真正回歸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位，在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銀行業自身發展方式轉變。
目前中國金融“去杠桿”的過程實際上倒逼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職能的重新定位。商業銀行該將自己已有的表內信貸資產盤活，將由表外轉入表內的“增量”資產用好。非銀行金融機構又該如何更好地發揮直接融資功能，而不是像以往那樣通過銀信、銀證合作方式（實為銀行“通道”）派生出的直接融資。
三是金融創新工具重新優化。中國金融改革30年歷程已經證明，創新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既要更加穩健地推動創新進程，更要盤活現有金融創新產品，以免陷入“推一個、死一個”的怪圈。資產證券化一直被寄予厚望。從中國資產證券化實踐看，步履蹣跚，深入發展受到制約。如由于沒有建立資產證券化所需要的獨立法律法規，一旦出現糾紛，基本權利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會得不到法律救濟。其次，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投資者極度有限、高度集中，商業銀行同業交互持有現象突出。再有，資產支持證券缺乏流動性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基礎資產的類型雖較為豐富，但每種往往只有規模不大的一兩單，加上資產支持證券類型分散，檔期利率償付條件等各異，難以形成有效的對流。只有擴大規模推出更多的產品，吸引更多的市場人士關注和研究它，才能夠形成一個完善的一、二級市場，使產品真正煥發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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