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投融資改革經歷了幾個階段，從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上海承擔了國家主要的財政稅收來源責任，政府城市建設資金嚴重不足。上海即成立了上海城投和上海久事，使基礎設施建設從政府直接投資轉向政府性投資公司進行間接投資。通過兩大平臺向外國政府舉債（貸款），補充城市建設資金，比如建造上海最早的地鐵1號線。
但資金缺口隨著城市開發而繼續加大，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開始利用特殊武器——土地，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批租，加快城市舊區改造等。十年來上海通過土地批租共籌措資金1000多億元。
但土地資源畢竟有限，1990年代后期，受東南亞危機影響，土地批租大量減少。同時政府性投資公司負債規模過大，在此特殊情況下，上海采用了固定回報方式吸引外資。上海先后將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等存量資產折價出售給境外投資者，為上海籌措資金。
但固定回報方式，因利率太高（最高達12%以上）必然不能長久。從2000年上海嘉瀏高速公路進行社會投資者招商為標志，上海公共設施建設投融資體制改革創新進入了擴大社會化融資的階段。
“以往可以用資產重組方式，降低投融資平臺的負債率，再去銀行套取資金。”一位股份制銀行高管表示。
據這位人士透露，上海城投2000年以后一度出現現金流困難，由于大量資金投入，但項目回收期長，短期內現金流收入極微，比如F1、科技館、洋山深水港，導致銀行貸款還款困難，負債率高企，銀行不敢再發放貸款。因此，政府在2002-2003年之間對上海城投注資，主要包括注入國有股份紅利以及注入上海崇明縣一塊地塊，大大提高上海城投的資本金。
“但對于改革較早的城市，現在已沒有太多的經營性資產可注入，而農用地轉為商業性用地變性難，政策卡的比較緊，所以地方政府募集資金的手段減少。”上述人士說。
而濟邦投資咨詢公司相關人士表示，地方政府的諸多融資平臺現在大多已負債累累，即使少數的資產優良企業，也擔負著大量的非自用負債和擔保，早就被利用為其他項目融資。
而在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中引進社會資本這一條路，隨著張榮坤案件和劉根山案件的爆發，放大了社會資本存在的種種弊端，使得外界對民營資本的作用認識大打折扣，因此地方政府在對民間資本開放時更加謹慎。劉根山出事后，其參與投資的滬青平高速公路的經營收費權已交給了上海建工集團將與上海城建集團，一切回到了原點。
因此，面臨這輪經濟危機時，創新地方政府的投融資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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